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7/21页）

在最后的分析中，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1968年出生的一代人和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都归根结底到未被把握的过去，以及应该如何把握它。正如于尔根· 哈贝马斯在和历史学家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的真正要点不是认识论上差异的争论，而是对如何公开使用历史的不同观念的争论。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用来为强化集体凝聚力服务，还是被用作道德的参照点，借此过去成为当下一代人学习的经验？在德国，集体记忆的政治，即谁解释过去的政治，在过去的上一个十年变得十分紧张。在这场争论的中心依然是第三帝国和大屠杀。除了疯狂的少数大屠杀否认者，大多数德国人都不否认大屠杀发生过。根据国际调查，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有了很好的基本认识，修正主义者宣称它没有发生，这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对大屠杀的争论聚焦在应属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上，即它应该如何被记忆下来，以及这个记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如何被制度化。

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喜欢给大屠杀画一条终点线，但是在整个世界，人们依然会想起这一罪行的独一无二性和无处不在的恐怖，这使得长期忽视或者在心理上抑制它变得毫无可能。奥斯威辛的负担是永恒的十字架，它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必须承受的。无论多少否认、心理抑制、淡化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对于犹太人来说，奥斯威辛也象征着他们的历史和集体存在中极端的停顿，是一个最大规模的神学意义上的危机，因为它为犹太人，也为基督徒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奥斯威辛，上帝在哪里？”奥斯威辛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捆绑在一个永久而麻烦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被固定在时间当中，它不能从历史的沼泽地里把他们解救出来。时间不能治愈所有创伤。它是否可能依赖于犯罪者和受害者如何就悲剧达成协议，如何处理过去。心理抑制意味着失败和不真实。同样，否认、边缘化、平凡化、淡化也是如此。真正的路径是沿着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价值方向真诚的记忆和道德的增长。

德国人作出了什么进步去处理他们最近的悲剧历史？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今天是什么样的性质？处理过去的四种方法从1945年就已经制定。最初是同盟国，后来是德国人。第一是去纳粹化，它包括对纳粹罪犯的法律诉讼；第二是对受害者以赔款为形式的财务赔偿；第三是战后以政治和宪法手段保护民主和人权，反对犹太恐惧症；第四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努力重新教育年轻一代祝福民主。最不成功的是去纳粹化和对犯罪者的惩罚，大多数犯罪者现在不是死亡就是气息奄奄。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是善意的，但不充分，不过至少加速了将联邦德国整合进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提升了德国民众的声誉。在近乎四十年里，德国一直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的民主体制。直到最近，它的经济在人均产量、收入水平、分配的社会公正等方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极端主义的运动和党派已经被边缘化；尽管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的暴力周期性地爆发，但被无数热衷于宽容、保护避难者、反对纳粹主义的草根组织所匹敌。任何挑唆种族仇恨或者否认大屠杀的人都会面对严厉的罚款和监禁。198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散布政治仇恨材料和否认大屠杀成为要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西德宪法也绑定了前东德的领土，对威胁民主的自由言论加以限制，因此自动地限制了毁灭魏玛共和国的那类仇恨材料和政治行为。

有人可能认为，德国人比日本人、俄国人或美国人，更多地把公共注意力放在他们最近历史的黑暗面。近些年来，公共的争论一直强烈，善意的德国人对国家分裂和经济衰退感到极度的痛苦。这些分裂和衰退给外国人恐惧症的暴力和右翼的行为推波助澜。外国人恐惧症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爆发，尽管在世界的新闻界被放大，但并不代表一个沿着开放、宽容、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行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大量生产了一种造反的青少年、反主流文化局外人、社会不满者的亚文化，但这一事实不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对主流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德国人经常抱怨外国的观察家放大了新纳粹行为的孤立事件，将它们普遍化，暗示着“德国人总体上态度的变化”。根据对统一的新德国民族不宽容和极端主义的研究，“公众和新闻界准确地认识到极端主义的事件，但是错误地把它们作为公共舆论的指示器，其实它们不是。”行为暴戾的年轻人、酗酒的暴徒、街头流氓、煽动者，似乎给公众心理造成了很深的印象，远远超过和平游行和数十万正派的德国人的守夜。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全球媒体文化及其痴迷于轰动新闻、变态行为和粗言秽语的评论。因此，1996年1月吕贝克的外国人避难所被烧事件，遮住了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天的重要事件：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大屠杀新的纪念日在德国议会发表了演讲。这个纪念日由德国总统罗曼· 赫尔佐格发起，为了证明德国将继续关注奥斯威辛的解放，即使它的5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