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1/21页）

另外，直接提出的问题是：“办公桌杀戮者”实际上是亲自操刀的杀戮者，还是只是一个不知情的帮凶。例如，在对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行为漫长的一系列调查之后，准备起诉的是300名主要罪犯。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一次审讯克拉科夫警察部门的一个官员时作出裁决：被告不是同谋，他的行为没有出于“卑劣的动机”（种族仇恨），只是作为警官和党卫队成员服从命令而已。另外，法院裁定：根据国会1968年通过的《刑法》第2章第50条，一个谋杀的同谋如果没有明确的个人动机，至多只能判处十五年徒刑。到1969年，这种最长刑期的判决已经超过了期限的法规。只要大笔一画，法院就可以有效地终止对原本准备接受审讯的300名犯罪者的起诉。

联邦最高法院1969年作出的这一决定，发出了一个在德国大多数较低等级法院不会消失的信号。对高层纳粹分子的控告将被许多法院所终止，因为这些被告只是“不知情的工具”，只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同谋犯，他们的行为总体上不是出于伤害公众的卑鄙动机或者邪恶意图。阿洛伊斯· 哈菲勒是一个党卫队成员，参与了在切尔莫对8.9万犹太人的杀戮，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波恩法院把他归类为“只是一个没有犯罪者意图的同谋犯”。联邦最高法院也将希姆莱的私人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归类为“仅仅是帮助希姆莱执行任务”犯罪者，“从下属的地位偶尔给希姆莱的犯罪动机提供帮助”。

沃尔夫“仅仅”是征集和安排了火车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假如他都不是罪犯，那谁还是呢？非常清楚的是，法院假定了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和其他直接参与大屠杀的犯罪者可以被认为是无条件的杀戮者。其余的大部分人是处于某种动机的同谋犯，而非上述的刑法可以起诉的犯罪者。他们被责任感、服从命令所驱使，或者他们出于恐惧，甚或高贵的理想主义信仰行事。一个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库尔特· 博尔姆无罪，他是一位安乐死的医生，将6652人送进毒气室，只是因为他没有“出于邪恶意图”杀害受害者，而是相信他将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许撤销对纳粹犯罪者起诉，或者对他们缓刑的最通常理由是被告的辩解：假如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的生命就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个在贝尔泽克行政当局工作的成员被判刑，因为他对60万人的灭绝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这个人作为杀戮的同谋犯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根据法院的判决，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相信自己处于无望的逼迫境地而行事的，除了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别无选择”。1966年，基于同样“假定的逼迫服从命令”的理由，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撤销了对322警察部队前成员大规模杀戮的起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并且稳步得到升级。

假如逼迫服从命令不是可行的策略，被告就试图寻找另一个有效的计策，他们声称自己患病过重，或者过于衰老，承受不了审讯。奥斯威辛审讯的主要被告罗伯特· 穆尔卡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但是很快就因为治疗原因被释放出来。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是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射杀的组织者之一，因为身体状况极为糟糕而从未受到审判。同样，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 比朔夫也没有得到审判，因为根据哈姆法院上诉的观点，“被告犯有谋杀罪的起诉极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高血压”。

尽管路德维希堡的中心部门调查了超过十万例前纳粹犯罪者的案例，但是到1993年为止，以谋杀罪或者谋杀同谋罪起诉，只有6487名纳粹罪犯得到了审判，6197名被德国各级法院定罪，只有163人受到终身监禁。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一位前主任阿达尔贝特· 吕克尔在一份官方报告《1945—1978年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中声称：很少有纳粹罪犯逃过司法制裁，但是后来者如汤姆· 鲍尔所指出的，吕克尔特地解释了为何德国政府对少数逃脱的人不负有责任。吕克尔对为何司法制裁速度不快的辩解之一是，同盟国在战后把关键的文件运到了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德国的起诉者无法获取它们。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德国人的阻挠和反抗，冷战、经济奇迹、前精英们的再度出现，都使得这一切更为容易起来。

对于那些真正试图与纳粹的过去达成妥协的人来说，看到前纳粹在西德组织的高层重新出现是特别难堪的。帮助起草纽伦堡法律，并构想出犹太人必须使用中间名“以色列”和“莎拉”的汉斯· 格洛布克在阿登纳的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直到1963年退休。弗里德里希· 弗里克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家，依靠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让他们从事奴役劳动使自己发家致富，他不得不出售他的煤矿，但很快就通过收购戴姆勒· 本茨以从事金融东山再起，成为了联邦德国最富裕的人。弗里克像诸如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那样的其他工业家一样，被判处了实刑，但后来都得到了减免。I.G.法尔本公司的经理都涉及奥斯威辛（莫诺维茨集中营）计划，他们都继续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弗里茨· 特尔· 梅尔成为拜尔化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鲁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因里希· 布特费施董事会董事；在奥斯威辛管理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瓦尔特· 杜尔费尔德成为了绍尔文化学公司董事会董事；奥托· 安布罗斯被委任为几个董事会的董事长，并且成为波恩政府的顾问；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是党卫队将军、希姆莱的伙伴、帝国妇女联盟主席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因为篡改自己的姓名只受到些微的惩罚，在战后的余生担任了可口可乐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名单还可以数以千计地扩展。根据汤姆· 鲍尔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六十多名德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曾是纳粹党的著名人物，他们帮助弗朗茨· 拉德马赫组织了最终解决方案。当然，一个与拉德马赫一起工作的年轻外交部官员声称他一无所知，他就是库尔特· 格奥尔格· 基辛格，他在1966年成为西德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