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4/19页）

六、复辟王朝：政党的黎明

复辟王朝并不是正统王室反攻倒算的胜利，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表现出有这个能力，而是王国各阶级，特别是伦敦市，在两种危险中权衡利弊后的选择。1660年，他们认为有法统的古老君主制比无法统的强者自立为王危险略小，不能认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复辟王朝已经不像列朝君主有属于自己的收入，可以“自食其邑”（王室产业[199]），而必须完全仰仗国会的供给。国会拥立的查理二世更不能像护国公政权一样，有一支可以胁迫国会的大军。王权的主要支柱——国教会恢复了他们的土地、上院的席位、旧的祈祷书[200]，但高级宗教事务法庭（High Commission）没有恢复。1678年，国会取消“一切宗教制裁死罪”，将此后的教权局限于精神领域，因此教会法庭慢慢丧失了权力。从国会权力的角度来看，复辟王朝统治者远比都铎王朝统治者、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更易相处，更不用说护国公了。王室的相对弱势使得政治纠葛更多地发生在国会各党派之间，而不是在王室与国会之间。托利、辉格两党对立而又互补的格局在复辟时期形成，也与此有关。

公约国会完成了遣散军队——王室和国会共同的心腹大患——的任务后，于1660年12月29日解散[201]。1661年，选举在公约国会的两个盟友——保王党（骑士党）和长老会——之间进行，长老会遭到惨败，只获得下院不超过五十六个议席。一党独大的骑士国会（The Cavalier Parliament）陶醉于正统教会和君主的胜利中，表现得比君主更保王，通过了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排除不信奉国教者的决议[202]，挫败了王室将长老会纳入国教会的企图——这一战略也许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好的机会。由于王室意态消极，或者说采取了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策略，骑士国会不断侵蚀行政权，以至于麦考莱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任务其实在骑士国会期间就已经完成了[203]。

骑士党和长老会的竞争是托利、辉格两党斗争的滥觞，他们是在1679—1683年的王位继承权斗争中获得后来的名字的。托利党士绅是君主制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忠诚不仅属于王室也属于教会[204]。只要国王忠于国教会，他们就会坚持基督徒的本分就是消极服从王权。但是王太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是公开的天主教徒，国教派和长老派都不能完全信任他。分歧由此而生：托利党的中心人物是哈利法克斯勋爵（George Savile, 1st Marguess of Halifax），他们主张正统原则优先，只要约克公爵承诺尊奉国教，把天主教信仰限制在私人生活中，就仍然支持他继位；辉格党则不惜一切代价排除天主教继承人，宁可支持蒙茅斯公爵，尽管查理二世已经在1679年1月24日宣布公爵为私生子。

1678—1681年，在天主教徒阴谋作乱的流言中，三届国会连续通过三个反对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205]）。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1st Earl of Shaftesbury）充当了反对约克公爵的密谋中心。1679年，他诱使国会拒绝王室提名的发言人，企图将一个辉格党政府强加于国王，结果功败垂成。但国王的胜利不属于自己，而是他对托利党和国教会士绅彻底屈服的产物。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伦敦市的庇护下逃过了国王和托利党的打击，逃亡荷兰[206]。从长期国会到复辟，这座古老的自治城市早已习惯制定自己的政策，像威尼斯共和国对待意大利一样对待英格兰。

1682—1683年，查理二世在托利党人的支持下着手制服伦敦市这个心腹大患，制造一个听命于白厅的选举人团。1683年，王室设计的新宪章规定，不经王室同意，不得任命市长、郡治安官和书记官。同年，政府打击辉格党领袖。蒙茅斯公爵逃亡，埃塞克斯伯爵在伦敦塔自尽，罗素和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被处决。根据《三年定期集会法》（The Triennial Act），新国会应该在1684年召开，但查理二世一直没有下令召开。1685年2月，他在临终病榻上皈依天主教，坐实了辉格党最坏的猜测——斯图亚特王朝只是通向天主教复辟的中间站。从国王的个人立场看，他已经为正统继承人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扫清了横在约克公爵詹姆斯与英苏两国王位之间的主要障碍。

詹姆斯二世在平静中继位。由于1683年对城市宪章的修改，1685年5月召开的国会比1661年以来任何一届国会都更为倾向王室，513名新议员中，有200人是王室的铁票库。新国会投票拨给詹姆斯二世2000000镑（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的岁入是1200000镑，克伦威尔两倍于此）。蒙茅斯公爵在英格兰、阿盖尔公爵在苏格兰分别兴师，兵败伏诛[207]。辉格党人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