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2/19页）

1641—1642年，国会以清议进行统治，行政事务全面停滞。旧日的朝臣一部分在清算的恐惧中战栗，另一部分则企图用机会主义拯救自己，用比国会党人更激进的姿态让公众忘记自己的宫廷背景。皮姆的计划是将国王置于国会控制之下，远远超过苏格兰各阶级近年来取得的政治变革，但他并不自认为是革命者，而是自认为恢复了光荣的伊丽莎白时代王权与人民之间的平衡[180]。只要变革局限在国会委员会，皮姆就始终是国会的中心人物。可是，革命的定理是，追随者比领袖更激进，无名之辈比知名人士更需要依靠激进提高自己的地位。1641年11月6日，皮姆的干将、剑桥市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说服长期国会将英格兰南部的军队交给埃塞克斯伯爵，这是对国王的致命一击，也是长期国会掌握军权的开始。

查理用漠然的态度对待国会仓促举行的政治改革——“我既已经做了所有我分内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181]”，批准了斯特拉福德的处决和劳德的囚禁。但到了1642年2月，国会继逮捕十二主教之后又强迫主教退出上院时，终于触及国王的底线。他变卖了王后的珠宝，为国教会作出了他不准备为绝对君主制做的事。1642年8月，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勤王军，保卫古老的英格兰（君主）和上帝的英格兰（国教）。

但国会也是为古老的英格兰（普通法与自由[182]）、上帝的英格兰（清教）而战。他们的背后不仅有伦敦市和海军，还有苏格兰[183]。财富、力量和战略形势一开始就在国会一方，勤王军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基地，始终处于东南国会军与北方苏格兰长老会的夹击之下，失败是迟早之事，奇怪的倒是他们还能在失败之前取得多次局部胜利。

英格兰的王权有过多次盛衰起伏，以至于各方都认为在平衡或混合宪制（The Balanced or Mixed Constitution）框架内缩小王权的边界不是原则问题，查理在起兵以前就已经接受这样的安排。但信仰问题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此打败国王比和国王谈判更容易[184]。查理最后的政策就是将殉道者的形象作为政治资产留给保王党，将法统危机留给被迫成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他还没有上断头台，就已经看到折磨他的国会多数派（长老派），在自称共和派的军事独裁政府下受到远比君主制更为恶劣的待遇；看到即将临产的英吉利共和国四面树敌，同时受到国教徒、长老派和苏格兰人的敌视，比任何时代的英格兰王国更加孤立；也看到健忘而易变的人民受到革命政府更多的压迫[185]，反过来把君主制视为自由的守护者[186]。

五、护国政体：共和国寻找法统，君主制寻找自由

国会和伦敦市曾经依靠士绅掌握的民兵阻止勤王军的进犯[187]，却在自己创造的新军面前束手就范。1647年8月，军队占领伦敦，将11名长老派议员领袖驱逐出国会[188]。1647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再度进军伦敦，驱逐了143名议员——占当时国会残余议员的半数以上。上院坚持认为国王和国会是法统不可分离的部分，拒绝审判国王，因此不久也被驱散。在国会军副总司令（Lieutenant General）克伦威尔的指示下，残余国会（TheRump of the Long Parliament）组成由高级军官组成的“法庭”审判国王，尽管连国会军总司令（Lord General）费尔法克斯（Thomas Fairfax）也不肯为此承担责任[189]。

国会多数派在自己的末日重申普通法家的法统理论（LegalConstituted Authority）：英格兰的传统自由建立在平衡或混合宪制基础上，通过历史形成的国王、上院和下院的均衡来实现，三者都是王国宪法不可或缺的成分[190]。因此，维护法统意味着根据历史成例来限制国王或其他机构滥用权力，绝不意味着取消国王和上院——因为这样肯定是王国法统的终结，为更多滥用权力的行径打开大门。事实上，军人专政本身就是法统和历史成例之外的力量。军人的英吉利共和国不是追求希望的产物，而是掩饰失败的遮羞布，是军人与两王国国王、上院和下院多数派决裂后的赤裸暴力。只存在了12年的它就是一连串寻找法统的徒劳实验。

残余国会完成了为军人清除国王和上院的政治任务，接着——对那些把共和国视为反对有产者的激进实验的人来说，颇有讽刺意味——将享有公民权的财产标准从40先令提高到200镑，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末日。1653年4月10日，军官委员会（Council of Officers）勒令国会自行解散。当残余议员表示抗议时，克伦威尔率领三百名士兵冲进国会：“滚吧，把位置让给更诚实的人！”这就是克伦威尔的道别词。伊丽莎白一世龙颜震怒时，也不曾这样对待国会；查理一世企图逮捕五议员时，伦敦群情激奋，将国王赶出首都。而此刻，狗也没有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