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5/19页）

表面的胜利使詹姆斯二世忘记了他的政权不是依靠王室的强大，而是依靠内地国教徒－托利党绅士的勉强效忠和伦敦布尔乔亚的勉强容忍才得以维持的。1687—1688年，他迈出了致命的一步，两度发布《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其目的是将英国主流社会排斥的极左（清教徒）和极右（天主教）势力团结起来，颠覆国王自己的政治基础——国教会，从而为英国的天主教复辟创造机会。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愚蠢程度能够与之媲美的，也只有二战时期的某些巴勒斯坦犹太团体，建议借助纳粹德国的兵力推翻大英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从而实现犹太国独立。

托利党人被国王的恩将仇报惊呆了。早在内战前，詹姆斯一世的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208]”就是维系保王党－骑士党－托利党大家庭的基本价值观。查理一世在一切利益问题上都愿意谈判，唯独在坚持（国教会）主教制的原则问题上宁愿选择断头台也不作丝毫妥协。骑士党流亡者在这位王室殉道者的精神感召下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扬眉吐气的复辟时代，他们同意接受革命造成的大多数既成事实，唯独在恢复国教会（国教会）主教制的原则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即使在光荣革命之后，托利党最后的宪法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仍然在坚持教皇和民众是正统君主制的两大蟊贼。然而，托利党人忠于正统君主的原则，正统君主却不忠于托利党的原则。

清教徒生长于血腥玛丽和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恐惧中，如果有什么能比国教会主教制更能让他们痛恨的事物，那就只能是天主教会教皇制。在社会上，这些清教徒大多数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习惯于用激进思想表达他们对伦敦商业寡头的不满，在关键时刻却又常常跟着商业寡头走。他们当时无视斯图亚特王朝的姿态，后来又加入了欢迎威廉·奥兰治的行列。

只有詹姆斯二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国教会七主教联名请愿，恳请国王收回成命。詹姆斯二世将七主教投入伦敦塔。七主教的委员会宣称：“如果国王可以取消有关我们国土宗教的法律，那就没有什么法律不可以取消。如果国王可以取消王国的一切法律，那么一切臣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将置于何地！上帝慈悲[209]！”鲍威尔（John Powell）法官对陪审团说：“如果本案成立，就不需要有国会了。一切立法将由国王乾纲独断。我将本案留给上帝和诸君的良心。”

1688年6月，七主教无罪释放。同月，国王收获又一次关键性的胜利：威尔士亲王詹姆斯·爱德华诞生。至此，等待天主教王室自然绝嗣的希望破灭，最后的摊牌无法避免。辉格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濒临失败，却又因为敌人加倍的鲁莽而绝处逢生。

七、光荣革命：国会政治的成年礼

1660年，伦敦市在查理二世的复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688年也是这样。伦敦市长、元老和50名理事出席国会，与议员共计王国的未来。伦敦市的宪章也与王国宪法同步。查理二世的1683年宪章规定的元老投票制和铁票选举人团取消，布尔乔亚恢复了原有的法权。1689年2月，威廉·奥兰治召开的公约国会，通过了（规定一年后解散常备军的）《陆海军惩治条例》（Mutiny Act）。这意味着英格兰从此回到安全可靠的手——士绅和布尔乔亚掌握的民兵——中，排除了常备军和暴民的噩梦。《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宽容法案》（The Act of Toleration）、《权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声称“国会议员的选举应当自由” 这一点并没有完全实现，只是逐步改善。正如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会选举并没有完全受到控制，威廉、安妮和汉诺威王朝的国会选举也不是戏剧性地突变为完全自由。直到19世纪中叶，受豪门或腐败关系网络操纵的口袋选区（The Pocket Borough）仍然是公开的秘密。但查理二世一朝仍然存在的那种政府主持、教会和司法配合的制度性操纵渐渐被人遗忘，以至于后人往往认为这是拉丁美洲特有的现象。

1688年以后，托利党的忠诚日益集中于教会而不是王室。1701年《王位继承法案》（The Act of Settlement）结束了王室与国教的信仰分歧可能带来的尴尬，也使得安妮一朝不再仅仅是辉格党人的王朝。托利党在博林布鲁克时代重新回到政治中心，这时的党争已经不再与革命或叛乱相联系。规定法官职务保护的，也正是这个《王位继承法案》。1707年英苏两王国国会的合并，意味着联合王国的君主宗教上可以同时成为（英格兰）国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政治上同时接受托利党（国教徒）和辉格党（长老派）的效忠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直到洛克与菲尔默论战时，政治理论一般是从属于神学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