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3/19页）

“更诚实的人”——贝尔邦国会（The Barebone Parliament）——接替了残余国会的位置，这届“国会” 的140名议员不是由各郡选区和各市镇有产者选出的，而是军队领导人从独立派——清教徒少数派——宗教会议提名的候选人中圈定的[191]。贝尔邦国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于1653年7月4日承认克伦威尔为他们的合法统治者，接着就在12月12日解散——军队甚至无意将国会立宪的门面保存下来[192]。相反，军官委员会自行立宪，奉克伦威尔为护国公（Lord Protector），兰伯特（John Lambert）为大将军（MajorGeneral）。

这是军人寡头集团的黄金时代，但护国公无法抗拒法统的诱惑，尤其是法统意味着摆脱老同事的集体领导，以克伦威尔为中心重建立宪君主制；当然，这会使军官委员会成为克伦威尔过河拆桥的牺牲品。1654年国会实际上有克伦威尔与军官团斗法的影子。财产超过200镑的选民选举了400名议员，他们提出一份新宪法草案：克伦威尔任终身护国公；国会三年一任；优先满足30 000常备军拨款；宗教宽容。护国公体制的矛盾至此暴露无遗。尽管克伦威尔得到的待遇远比查理国王更好，但任何有产者选举的国会必然会要求对行政当局进行财政控制，必然不会容忍一支自己给自己收税的大军。1655年1月，克伦威尔在军官团的压力下拒绝宪法，解散国会，分英国为11军区，各设大将军。此后，护国公体制不得不直接号令传统的地方自治机构。“19世纪以前，这是英国最后一次由白厅管理地方政府。”在法统失败之处，赤裸暴力总是最后的救星。

护国公继承了查理国王的位置，也就继承了查理国王的困难——欧洲大陆的战争又一次使英国面临筹款压力。于是护国公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宣战，镇压那些与自己年轻时意见一致的人，做查理曾经做过的事情：非法征税，垄断，最后是开国会筹款。在1656年9月的选举中，克伦威尔成功地影响了一些自治市镇，但是它们不足以构成国会多数[193]。与1640年长期国会一样，护国公体制主要的反对者来自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正是内战中国会的主要支持者[194]。他们对待护国公的手段也与当年如出一辙。

1657年1月，国会否决财政提案，也就是对护国公投不信任票，进而他们提出《谦卑请愿》（The 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企图建立克伦威尔王朝之下的有限议会君主制：护国公与两院分权，有权指定继承人；恢复传统的地方自治机构；恢复上院，其成员由下院提名；行政当局和军队对国会负责；国会由旧式的士绅掌握的公民选举产生；税收控制权归还国会。1658年1月，宪法反对派占据了国会多数。在将军们的压力下，行将就木的克伦威尔拒绝提案，因为他自己就是军队的产物，无法摆脱军队的监护。11年前，他相信，为了恢复和平，处决国王是“残酷的必要[195]”；而现在，为了恢复法统，他自己的死亡也是同样必要。

1658年2月，奥利弗·克伦威尔解散国会。七个月后，克伦威尔去世。在他失败的地方，理查德·克伦威尔、兰伯特、蒙克更不会成功。1659年5月5日，理查德·克伦威尔辞职，残余国会恢复了它名义上的统治，但20年前支持过他们的选民早已另有打算。1659年到1660年冬天，在伦敦市的领导下，纳税人再度罢工。一旦蒙克清楚地表明与伦敦市站在一起，钱袋子就会为他打开。有产者在“自由国会”的口号下迎接蒙克[196]。1660年2月3日，蒙克将军自苏格兰进入伦敦，召回被逐的议员，双方同意选举新国会。1660年6月1日，长期国会自行解散。4月25日，公约国会（TheConvention Parliament）产生，保王党和同意复辟的长老会到处都赢得胜利[197]。

英格兰的无政府状态给宪法保王党人提供了论据，只有保王党国会才能召回王朝。查理一世以其生命几乎毁了君主制，却以其死亡挽救了它，创造了为正统君主制和国教信仰去反抗不法暴力而以身殉道的神话。可以说，取得胜利的并不是毫无势力的流亡王室，而是王室体现的法统和文治原则。假如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生物，那么法统以及君主制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统治人类的一向是人类的弱点而不是美德，而法统是对有限理性的承认，君主制则是法统的象征，保护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弱点。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认为，国王的职能是保卫法律、秩序和财产，反对国会依靠暴民政治进行专横独断的统治[198]。他的宪法理论即将成为复辟王朝的法理依据。1660年4月4日，流亡荷兰的查理二世发表《布雷达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Breda），信誓旦旦地宣布:只有恢复正统君主的历史成例，才能恢复法统，结束军事专政；复辟王朝将会保证信仰自由和私有财产，大赦天下。5月25日，查理二世返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