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1/19页）

反对国王，可以依靠国会条例、普通法和中古先例；反对主教，可以诉诸《新约》和原始教会[164]。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初衷。在清教徒眼中，官办教会差不多是半个天主教。英格兰长老会运动在财富和人数上都是清教徒的主力，劳德的迫害使他们乞灵于国会[165]。在苏格兰，长老会已经是王国的主人。1625年，《撤销法案》（TheAct of Revocation）企图归还俗人在宗教改革中占有的教会财产。由于提供的补偿远不能让业主感到满意，苏格兰贵族决定性地倒向长老会。1637年，查理和劳德修改《祈祷书》，企图使苏格兰教会成为英格兰国教会的翻版。苏格兰群情激奋，贵族成为反对运动的领袖。1638年，苏格兰各阶级签署《国民盟约》（National Convent），自己组织军队。如果说劳德的宗教政策在英格兰驱使有产者和清教徒结成联盟[166]，在苏格兰他已经驱使全民族各阶级联合反对主教制的话，那么毁灭斯图亚特的，正是这个致命的《国民盟约》。

避免与国会交涉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军费开支，从查理一世讨伐苏格兰（1638年）开始，他就注定失败——欠饷的军队不久就哗变了。1640年4月，查理最后一次召开国会，国会选举在宫廷党派和最有势力的新教徒团体“天意同盟”（TheProvidence Company）之间进行。宫廷党派遭到重大失败[167]。国会没有批准查理要求的拨款，反而重申一切税收必须经国会批准。议员皮姆计划成立委员会审查王室政策，1640年5月5日，查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能够解散抗命的国会。

短期国会只召开了三个星期就被解散。查理在爱尔兰总督斯特拉福德（Strafford,Thomas Wentworth）协助下，再度依靠劝捐维持。这一次支持王室的居然主要是天主教徒[168]，说明王室在政治光谱上已经移到与两王国多数国民对立的极端位置。然而，只有伦敦市的金钱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1640年9月，查理获得支付欠饷的二十万镑贷款，外加长期国会[169]。这一次，国会下定决心，绝不让自己再被解散。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从伦敦市和东南各郡召集群众支援议员。皮姆党派的力量主要来自国会之外，1642年1月，主要是伦敦市为五议员提供了避难所[170]。五议员被捕时，白金汉郡业主进军伦敦保护汉普顿，两千名海员集会保护国会特权。这是瓦特·泰勒（1381年农民起义领袖）与1926年大罢工之间，群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染指政治中枢。光荣革命后的二百年，托利、辉格两党最重要的共识就是绝不欢迎群众运动回来。饱受世人艳羡的英国宪法稳定性，以及英国政治的妥协性，都有赖于这一共识。

1640年11月，（长期）国会选举结束，长老派居于压倒性优势，宫廷党士气涣散。国王钦定托马斯·加德纳爵士为议长，但他甚至没能当选议员[171]。国会多数派使用或滥用了他们的前辈在1604年选举中从詹姆斯一世手中争取到的权力[172]，撤销王室垄断权受益人的当选资格[173]。皮姆、汉普顿、圣约翰及其同道不仅准备打击斯特拉福德和劳德，还准备收回国会作为最高法院的职权[174]。英格兰长老派视苏格兰长老派军队为自己的依靠，向伦敦市借钱维持他们的开销[175]。皮姆以其商业关系，成为下院与伦敦市理想的中介人。斯特拉福德掌握了议员们里通敌国的证据，然而受到叛国罪审判的却是他自己[176]。1641年5月，斯特拉福德伯爵根据“剥夺公权法案”被处决，这一法案是亨利八世最心爱的工具，一直与绝对君主制的无法无天联系在一起。然而，国会一旦掌握了司法权，就证明自己对将政治需要凌驾于司法公正的热衷程度不亚于王室。

为了预防国王滥用解散权，（长期）国会通过《三年定期集会法》（The Triennial Act）规定，即使国王不召集国会，国会也将自行集会，而且不经国会自身同意，不得解散。但他们并非偶然地忘记了对国会滥用信托、拒绝改选的可能性作出预防。内战时期和护国政体时期的宪法危机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拨乱反正的兴奋中，长期国会宣布：废除垄断贸易；不经国会同意，不得征收磅税与吨税；汉普顿船税案以及长达11年无国会统治期间一切不经国会同意的征税一概撤销；王室法院——包括星室法院、北方和威尔士枢密院——以及高级宗教事务法庭（HighCommission）一概废除；普林（William Prynne）、里尔本（John Lilburne）等无国会统治期间的受害者一概释放并赔偿损失[177]。不过必须说明，这些受害者从来没有收到国会许诺的赔款[178]，因为国会根本没有这笔钱，而且如果他们乐于支付国事的成本，也就不会成为革命者了。取消征税是国会力所能及而且深得人心的，但取消开支却是国会无能为力的。他们除拒不付账以外，并没有比王室更高明的办法，而拖欠军饷导致的哗变最后成为国会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