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第9/12页）
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辩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鞠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示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庇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得像罗伯斯庇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褊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庇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慌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庇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庇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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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是法国大革命值得记忆的英雄阶段的结束，是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和头戴红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鲁图和加图（Brutus and Cato，古罗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阶段的结束，是夸张的古典和宽宏阶段的结束，但又是发出如下绝望呼号阶段的结束：“里昂不复存在了！”“1万名战士缺鞋。你们没收斯特拉斯堡所有贵族的鞋，并准备好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运到司令部。”[8] 这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阶段，因为多数人都处在忍饥挨饿和惊恐不安的状态；而且是一个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变的现象，将全部的历史永远地改变了。其中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把欧洲旧制度的军队像枯草一样扫荡掉。
在专业术语上可称作革命时期的剩余时期里（1794—1799），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纲领基础上，达到政治稳定并取得经济进步。从那时到现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美解决，尽管从1870年后，可在议会共和的多数时期里找到能够运作的处方。制度迅速变换——督政政府（1795—1799），执政政府（1799—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复辟王朝（1815—1830），君主立宪（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1），第二帝国（1852—1870）——种种尝试都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社会，避免雅各宾共和和旧制度的双重危险。
热月党人的最大弱点是，他们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挤压在复辟的贵族反动派和雅各宾——无套裤汉巴黎贫民之间的狭缝中，而后者很快就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感到惋惜。1795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意在牵制和保持均势的复杂宪法，以保障他们自己免受来自左右两方的伤害，并且他们周期性地变换态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勉强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军队去驱散反对派。这是一种与第四共和国惊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结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将军的统治。但是，督政政府对军队的依赖，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周期性爆发的政变和阴谋。（例如1795年的种种阴谋，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1797年的果月政变，1798年的花月政变，1799年的牧月政变。）[6] 由于制度脆弱且不得人心，无为而治是保障政权的唯一办法，但主动性和扩张是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军队解决了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克敌制胜，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所掠夺的战利品和征服地也养活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最后那位明智而又能干的军事领袖拿破仑，认定军队可与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扬镳，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