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第7/12页）

战争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们把失败归咎于王党的阴谋破坏和叛变（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败导致激进化。8月和9月，通过巴黎无套裤汉群众的武装行动，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国，随着共和元年的确立，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时代，在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选举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也许是议会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和号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声音中展开了。国王被关进监狱，外国入侵在瓦尔密（Valmy）并不激烈的炮战中被阻挡住了。

革命战争强行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是吉伦特派，他们是一些对外好战而对内温和的人士，是一批代表大商人、地方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界杰出人物的富有魅力和才华的议会演讲家。他们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能用已经建立的正规军发动有限战争的国家，才有希望把战争和国内事务局限在严密分隔的空间里，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小说中的女士和绅士们恰好在那时的英国所做的那样。革命既未发动有限的战役，又没有已经建立的军队；因而其战争摇摆于世界革命的最大胜利和最大失败之间，失败意味着全面的镇压革命，其军队（法国旧军队的残余）则既没有战斗力，又不可靠。共和国的主要将领杜穆里埃（Dumouriez）不久就投向敌人。只有用前所未有的革命办法才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胜，即使胜利仅意味着粉碎外国干涉。事实上，这样的办法是找到了。在其危机过程中，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通过征兵、实行定量配给制、严格控制战时经济，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含义，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楚起来。既然1792—1794年的革命战争仍然是一个特殊插曲，无怪乎19世纪的多数评论家弄不清它的意义，除了注意到（直至维多利亚晚期的丰腴时代之前，这一点甚至被人遗忘）战争导致了革命，而革命赢得了用其他办法无法赢得的战争。唯有到今日我们才能了解，雅各宾共和加上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其所进行的努力是多么贴切地体现了现代总体战这个词汇。

无套裤汉欢迎建立一个革命的战时政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粉碎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也是因为，其方法动员了民众而且更接近社会正义（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即没有任何有效的现代战争，可以与他们喜爱的分权式直接民主相协调）。另外，吉伦特派害怕他们发动的群众性革命，一旦和战争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也未做好与左派竞争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想审判或处决国王，但又不得不为了革命热情的这一象征而与他们的对手“山岳派”（雅各宾党人）竞争；是山岳派赢得了声誉，而不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想把战争扩大成一次普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对主要经济对手英国的直接挑战。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获得了成果。至1793年3月，法国正在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作战，并开始兼并外国土地（法国有权占有其“自然边疆”的新理论，使这项兼并合法化）。

但是，战争的扩大加上战争进行不利，只会加强左派力量，因为唯有后者才能赢得战争。节节败退并在谋略上被打败的吉伦特派，最终被迫对左派发起不明智的进攻，后者不久就转向有组织的地方起义以反对巴黎。由无套裤汉所发动的一次快速政变，于1793年6月2日推翻了吉伦特派。雅各宾共和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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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别是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革命形象是罗伯斯庇尔，身材高大、好卖弄才华的丹东（Danton），冷静而且举止优雅的圣鞠斯特，粗犷的马拉，以及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断头台等等。介于1789年的米拉波（Mirabeau）和拉法耶特（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宾领导人之中的温和革命派，他们的名字已从所有非历史学家的记忆中消失。人们记得的吉伦特派只是一个集团，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风流浪漫的女士——例如罗兰夫人（Mme Roland）或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专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维尼奥（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独裁和歇斯底里的杀戮形象，长久以来总是摆脱不开，尽管按20世纪的标准，事实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7] 革命者，特别是法国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对日后一切起义的鼓舞。虽然这是一个不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