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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饭了，威克决定去吃点东西。他走进位于四十三大街的离时报大楼东面只有两个街区远的世纪俱乐部。他最近刚被吸收为世纪俱乐部会员，这是个排他性的男子俱乐部，成员包括很多杰出的作家、编辑、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社论作家。这是威克第一次来，他进来时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很不自在。

在大堂里，一个穿白色夹克、有礼貌的黑人守门人上前迎接他。然后他走上大理石台阶，便发觉自己置身于橡木板镶饰的、吊顶很高的房间里，人们散乱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午宴前的饮料，窃窃私语着。还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软的真皮沙发上，读着《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威克要了一杯马丁尼，喝完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起身上楼，发现了吃饭的去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围有几张小桌子，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些桌子，旁边坐满了不谈正事的窃窃私语的人们。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马丁尼开始起作用了。坐在对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样子看上去有90岁了，他说他曾经编过一个杂志。当威克含含糊糊地与老人交谈时，他观察了这个房间，远处的房间——所有桌子旁都坐着陌生人，只有一张桌子例外。在这张桌旁，在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对面坐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是世纪俱乐部会员，《纽约时报》的几个高级人员也是，他们中有约翰·奥凯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和詹姆斯·赖斯顿。威克吃午饭时不知道这事，但赖斯顿那时也在俱乐部里，坐在一个隔墙后面，和华盛顿分社原来的同事约翰·庞弗雷特在一起，这人现在是《纽约时报》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员。

赖斯顿和庞弗雷特起身离开时，他们看到了威克。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又惊又喜，很快这三位《纽约时报》同仁便开始了热情的交谈，索尔兹伯里从房间对面看到了他们。虽然他起了疑心，但却没有对弗里蒙特—史密斯流露出来。索尔兹伯里不知道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是否会按计划执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没问过丹尼尔或罗森塔尔。实际上，他并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调动格林菲尔德去华盛顿的计划，因为他感到此事有点不太吉利，尽管他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他的感觉是对办公室变动敏锐意识的结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宣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已经推迟了几天。此刻，看着赖斯顿、威克和庞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纪俱乐部的餐厅里，索尔兹伯里那敏锐的神经又跳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