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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俱乐部后步行回了时报大楼。在新闻编辑部里，编辑们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似乎很平静，格林菲尔德站着和一位文字编辑谈话时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麻烦。下午4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编辑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开每日例会。会议像往常一样由丹尼尔主持，周围坐着罗森塔尔、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编辑。丹尼尔背后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细条纹套装，两腿交叉，舒服地坐着，皮鞋擦得锃亮，有一只脚轻轻动着，这就是特纳·卡特利奇。如果赖斯顿和威克在新闻编辑部，他们无疑会被请来出席会议，但这两人都没有在三层露面，索尔兹伯里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知道他们俩都在纽约的人了。

2月7号周三的这个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越南的战局依然糟糕：苏联造的坦克骚扰着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区域，越共的武装正向西贡渗透；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仍无法让朝鲜交出被逮捕的普韦布洛号及其82名船员俘虏；西奥多·索伦森在新罕布什尔作为肯尼迪的发言人，反复唱衰任何企图怂恿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作对并加入初选的政治行动；明尼苏达参议员、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尤金·麦卡锡反对越战，加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这一行动得到了《纽约时报》社论的支持，该社论同时谴责了罗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麦卡锡也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

会议照常进行到大约20分钟时，突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卡特利奇一个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间。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来自业主办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电话并无什么异常，但过了五分钟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后，索尔兹伯里从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测出有一种轻微的变化。并不是说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静，而是他似乎太平静，太随意了，这是一个人想竭力掩饰内心世界的那种表情。散会后，编辑们一个个起身走出来，而卡特利奇则一动不动，并请罗森塔尔留下，卡特利奇说有事情要同罗森塔尔和丹尼尔讨论。索尔兹伯里走出房间时，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华盛顿了。

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