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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会在星期四宣布。”

“噢，”他说，“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我的更确切。”

这位《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将于星期四中午给他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意。

在时报大楼14层上挂着一台老爷钟，是奥克斯的，还有一个奥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耸立在宽大的走廊里，只要你离开电梯，进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头磨得溜光，墙上挂着一些《纽约时报》社旧址和已经长眠的管理者的画像。接待员是个男的，很有礼貌，语调委婉。这个人是个长脸，长相平常，头发发红，又高又壮，似乎能够把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抱怨世界局势，或者抱怨约翰·奥凯斯对某个遥远国家的苏丹言语失察的来访者赶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层的氛围很平静，走廊两侧管理者的办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静。

东侧，从电梯向左转，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莱斯特·马克尔的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这位77岁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一直坐在轮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儿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里的奥纳西斯水库。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儿，还有仆人，有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照顾他，两只调皮的蝴蝶犬跳来跳去使他感到高兴，但在它们咬他心爱的家具时他也气得猛摔拐杖。但他决不会和它们分开：他孩提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里从没让他养过狗。

14层的另一部分是年轻的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有安德鲁·费希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雕刻的，很时髦；走廊尽头是业主办公室，这是个豪华套间，装饰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苏兹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过，庞奇·苏兹贝格进来后，他也就好像使得这间大办公室成了很随意的地方。他经常穿着衬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样的办公桌后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动弹，斜倚着，把腿伸到桌子上，碰着文件箱和电话，这电话使他能够与他的业务顾问、他的编辑、他的飞行员和他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周围的书架上塞满了他一直感兴趣的真皮精装书籍，但是他手边的书都涉及管理大机构的最新技巧，诸如《管理系统》（Management Grid）和《管理与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类的书。

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