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12/19页）

罗森塔尔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赖斯顿从楼上打来的。按照威克的建议，赖斯顿想和罗森塔尔、威克聚一下，罗森塔尔建议他们傍晚到他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80多号的公寓见面。这个公寓非常宽敞，墙壁很厚，他们可以密谈，罗森塔尔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点一些中餐外卖。在他们都变得无情之前，尽快把他们的分歧摊开，或许是有益的。

赖斯顿和威克到来后，喝了点饮料，显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激烈情感和火气，难于达到有益的成果。赖斯顿希望罗森塔尔说说自己的想法，罗森塔尔便如实道来。他指责赖斯顿，大概本想维护报社的形象，现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并且说，尽管赖斯顿本人不想放弃为报纸编辑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扰那些把精力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人。罗森塔尔接着说，威克不能既写专栏又管理分社。接着罗森塔尔提高声音，希望知道威克为什么不放弃分社社长职务。威克对罗森塔尔的语气和猜测表示反对，他怀疑罗森塔尔有过分的野心。威克没有打算在主编办公室谋职，甚至一年前他还给罗森塔尔写过一张条子，暗示他将尽力帮助罗森塔尔实现他的抱负，但现在罗森塔尔太过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样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被踢来踢去。几番更激烈的交锋之后，威克起身离开了公寓。

赖斯顿留下来一直待到早上。在这期间，他和罗森塔尔开始有了更多的互相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体验是令人满意或和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都认为这是符合《纽约时报》最高利益的。赖斯顿对罗森塔尔对待威克的态度很反感，他也认为在整个格林菲尔德事件中罗森塔尔过于冲动了。罗森塔尔此时感到是在受赖斯顿审讯，他讨厌对方把自己置于完全防御性的地位。到子夜赖斯顿起身要走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赖斯顿走后，罗森塔尔在公寓里踱着步，一个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时分，他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赖斯顿住的旅馆，把他叫醒，继续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么做很蛮横，罗森塔尔后悔了，但它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过去几个小时内决定着《纽约时报》上层梯队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对罗森塔尔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噩梦，一场荒谬的管理闹剧。

上午晚些时候，罗森塔尔来到《纽约时报》社，他在过去24小时中虽被搞得筋疲力尽，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径直上了14层如约去见苏兹贝格，业主正在等他。罗森塔尔从电梯中出来时，就看见苏兹贝格沿走廊向他走来，他当时就伸展着双臂。然后，在共悲伤的精神之中，他们拥抱着一起走进苏兹贝格的办公室。

如果说罗森塔尔曾对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苏兹贝格很快就将它消除了。苏兹贝格个人要依赖他，帮助挽回损失并重新恢复《纽约时报》曾经盛行的和谐。有了这次经历，他们对《纽约时报》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苏兹贝格认为也许好运就要到了，这种不和至少已经被释放差不多了，其影响很深刻，使报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无路可走了。苏兹贝格请罗森塔尔周末到他郊区的家里以便进一步商讨，罗森塔尔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回到新闻编辑部后，罗森塔尔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告诉了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们也尽量理解苏兹贝格。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纽约时报》一场适于刊载的政变”。它报道了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职的细节，也提及该消息发布后华盛顿分社方面的喜悦，有一个分社职员竟高呼：“我们赢了！”

像《纽约时报》包括威克和赖斯顿在内的大多数编辑一样，罗森塔尔对这篇报道很反感。大多数负责任的报纸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毕竟《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几年从未去关注《华盛顿邮报》的管理层政治阴谋——但在这个问题上，《邮报》显然违反了规则，甚至赖斯顿在头天下午和他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有她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通电话时还说到过这一点。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压下这篇报道，现在2月9日上午，已经开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突然间对新闻自由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负面报道是什么感觉。

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