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6/21页）

“想装？”他吼道，“那么假装这不疼。”

他用短铁棍狠击崔胜民的左右肾，过后好几天他都尿血。第二天早上，新手又站成两排，彼此抽耳光；带着不管不顾的狂怒，这狂怒从未完全离开过他，崔胜民抽对方耳光，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

刚被派到荒远岛上的丛林，他小个子，干巴瘦，是一个十六岁的韩国孩子。他怕比他个子高得多、年纪大得多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宽背、粗胳膊，是大腿毛茸茸的猩猩。他们总在吹口哨、唱歌。在他的经验中，韩国人和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不怎么会这么做，他恨死这种他不熟悉的快活劲儿，因此惩罚他们的时候，他比严格来讲该做的要做得过火——为了让他们牢记他比他们更有男人气，为了表明他们的快活劲儿该收场了。过了一些时候，这些人个头开始变小，开始变得有气无力，胳膊在萎缩，腿肌在销蚀，口哨吹得少了，只有时唱唱歌。

老实说，俘虏们罪有应得。他们想方设法旷工，躲不过就潦草马虎，懒洋洋地干活。尽管比先前少多了，他们还会时不时吹口哨或唱歌——当他在附近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偷，什么都被他们偷走——食物、工具和钱。如果能把活儿干糟，他们把这看作胜利。人皮加骨头，他们会正干着活就那么一撒手，死在工地上。走去上工他们会死，下工走回来他们会死。睡觉时他们会死，等吃饭时他们会死，挨打时他们有时也会死。

这让崔胜民对人世间感到愤怒，对他们感到愤怒——当他们死了。没吃的、没药不是他的过错。发生疟疾、霍乱不是他的过错。他们是奴隶不是他的过错。那是命，身在战俘营是他们的命，也是他的命。死在那儿是他们的命，死在这儿是他的命。他必须每天满足日本工程师要求的上工人数，要多少就得有多少；他必须确保他们上工，毫不懈怠地干日本工程师要求完成的活；他别无选择。这些他做到了。没吃的、没药，但铁路线必须建成，任务必须完成，最终，情形变得跟它们一直以来就朝其发展的结果一模一样，对他们、对他都如此。但他做了这些事，他完成了他的职责，由他们负责的路段建成了。崔胜民感到骄傲，这是他短短一生中唯一的成就，除此之外，他一事无成。他做了这些事，这些事让他感觉很好。

怒火完全失控，他感到无比陶醉。在他暗昧无知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让他感到自由，此外，它们让他生气勃勃，这在他生命中前所未有。当使别人受罪时，他的仇恨和恐惧，他的愤怒和骄傲，他的胜利和荣耀，全都集聚起来，或者说，在他目前看来好像是这样，在那么短促的时间里，他的生活拥有了某些重要性，或者说价值。在这样的时刻，他从仇恨中脱身了。

工程师要把铁路建成的压力确实逼人，但他从中也感到快感和趣味——他打得越狠，他们的男人味儿就越少，他们很少吹口哨或唱歌了，他知道他比他们男人气概多得多。只要他不停地用脚踹，用拳头揍，用棍子打，他就从压抑禁锢中解放了。他听说过在新几内亚，大日本帝国陆军吃掉过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在他看来，这不只是由于饥饿，还有其他说不清的原因。他知道无论原因是什么都不能作为辩护理由，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对眼睛像手术刀的澳大利亚律师，或者对像蜡烛滴泪一样的澳大利亚法官，这全会被看作扯谈。当看守，他像兽一样活着，他的行为像动物一样，像动物一样去理解，思考。他认为这兽性的人从来都是他获准成为的唯一有人形的东西。

他从他的动物性中发现了他的人性，他对此并不感到耻辱，他只对他身上的动物性引领他到达的状态感到困惑不解。被处绞刑的判决被翻译给他听，他像动物一样承受，根本没听懂，但他又有一个钝滞模糊的意识：他拥有过属于他的自由，现在他结局已定。

法官的眼睛像蜡烛芯似的跃动着火苗，朝下看他，他用已经无神的眼睛朝上看，头来回摆动，感觉一个庞大可怖的东西降临到他身上。他想问法官他的五十块钱呢，但他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再次发觉自己在牢内乱走，寻找一个或许能逃走的办法。但没有，从来没找到过。

4

他们的人数不可思议地急剧减少，死于车祸、自杀和悄然而至的疾病。他们的孩子好像大多生来带着毛病和麻烦，或者残废，或者智障，或者明显与众不同。太多婚姻摇摇欲坠，如果维系下来，那经常更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准则和习俗，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把所有不对劲之处纠正过来的能力，对他们中的有些人，事情不对劲得难以承受。他们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们跟其他人住在城里酗酒无度，他们变得有些疯疯癫癫，像公牛赫伯特，酒醉开车，驾照被没收，想喝酒就骑马进城。他想喝一杯的时候太经常了——他跟老婆定下自杀协议，一同喝下毒药，醒来看到老婆死了，自己活着。他们要么闷闷不语，要么滔滔不绝，后者像公鸡麦克尼斯——撩起衣服炫耀割除阑尾的疤痕，喋喋不休地讲日本人怎么用刺刀捅他。伽利波利·凡·凯斯勒有一天走进墨尔本的宽草地退役军人联盟，正赶上这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