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5/21页）

“都一样。”崔胜民说。

“什么？”辩护人问，湿漉漉的眼睛像刀刃似的四处割。

“都一样。”崔胜民说，他想表明他对人事听天由命，全盘接受，但辩护人把它理解成崔胜民同意他着手使他免于绞刑，争取减刑。律师提交了请求宽大的呈文，崔胜民的生命和精神磨难被延长了四个月。

崔胜民注意到在樟宜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都有不同构想，并依此编造自己的过去。有些人对指控干脆直接否认，但尽管这样，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会被监禁很长时间。有些接受罪责，但拒绝承认澳大利亚人有审判他们的权力。同样，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被监禁更长或短一些的刑期。另外有些人否认自己有责任，他们指出，地位低下的看守或士兵不可能拒绝认同日军体制的权威，更别说不按天皇意志行事。私下里，他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他们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天皇意志的表现，那为什么天皇还是自由的？为什么美国人支持天皇而把他们绞死？他们不过曾被用作天皇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

但他们心里明白，天皇不会被吊上绞索，而他们会。原先为了天皇，他们施行殴打、酷刑、杀戮；跟这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现在为了天皇，否认罪责的人将被吊上绞索。他们被吊在绞索上，与承担罪责和矢口否认被指控罪行的人一样被吊在绞索上，一样可怖；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活板门下来回荡悠，他们的腿都抽搐着，肛门仍然拉着屎，猛然肿胀的阴茎喷射出尿和精液。

审判中，崔胜民知道了很多事——《日内瓦公约》、军令的约束力、日本军事构架等，此前他对这些只有似有若无的认识。他发现他原先既怕且恨的澳大利亚人曾把他当作异类，用不寻常的方式戒备他：一个他们称为巨蜥的怪物。得知在他们的仇恨中他如此具有威胁性，崔胜民没有感到不快。

他感到澳大利亚人蔑视他，他知道日本人蔑视他，两种蔑视是同样的。就他理解，他又什么都不是，跟小时候在韩国一样，被逮住小声说韩语而不讲日语，他在教室后头被罚站；跟原先在日本人家做活儿一样——他的位置比不上那家的宠物；跟在日本部队里一样，一名看守，比级别最低的日本兵还低贱。李金的下场比他好。然而，他认识的有些人干过的事比他或李金干过的要坏得多，但他们的命被保住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全都没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说，打澳大利亚俘虏原先很有道理。不管为时多么短暂，打比他个头大那么多的澳大利亚兵，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他知道他想抽多少耳光就可以抽多少耳光，他可以用拳头，用棍子、锄把、铁杠打他们。这使他成为某样有价值的东西，某个有性格的人，即使这只持续到澳大利亚人猛然倒地呻吟。他隐约知道有人被他打死。不管怎样，他们也许都要死。那种地方，那种时候，无论你怎么冥思苦想，你对所发生事情的理解也不会有多少的区别。现在，他唯一后悔的是没杀更多人。他惟愿他从杀戮中得到过更多快感；活着有那么大的部分都跟杀戮相关，他惟愿他从那样活着得到过更多快感。

在审判期间，澳大利亚人彼此交流，崔胜民突然明白这审判不止于仇恨。它是一种对生活有把握的感觉，他从没有过这感觉，高高在上的日本人一直有。被赋予了对澳大利亚人生杀大权，最初他打他们不过因为他从小被教养的日本习惯，他看不出打一个他觉得干活太慢或在偷懒的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在釜山，他经受了跟大日本帝国陆军二等兵同样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过他们不是日本人，全是韩国人，所以他们压根儿不会成为士兵：他们将看管软弱得不敢自杀才投降的敌军士兵。除了行军、射击、捅刺刀，他也被教过“面打”，就是抽耳光，日本人连最细枝末节的错误都非抽耳光不可。即使只有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得挨耳光。他们每天让所有受训的韩国看守面对面站成两排，每个受训者必须抽站在对面的受训者，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两排轮流挨耳光，直到被抽得脸高高肿起才停下。所有命令必须服从。崔胜民的生活就是“面打”和服从——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他想逃回家，但他知道，如果这样做，日本军方会找他家人的麻烦。再说，他不用多久就能每月赚到五十块钱。

他记得自己悄悄地跟站他对面的受训者说他不会使劲抽他——如果对方也同样行事。他们的计谋很快被日本教官发现。教官长相俊美，新手都仰慕他。崔胜民甚至模仿他走路和转身的姿态——当有人对他讲话时，他总是缓慢地、不偏不倚地转过身。教官对着崔胜民震耳欲聋地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