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4/21页）

那么，怎么打了一次战俘就让他成了战犯？再说，战俘是什么人？《战地行为准则》不是特别写道被俘军官要自裁吗？战俘是什么人？什么都不是，就是这。没羞耻的男人，没荣誉感的男人。一无是处的男人。

打了一次？

他是一个好心的军官，对大部分违纪行为，他只处以抽耳光的刑罚，其他军官中的一些人为此训过他。

“你太有同情心了。”他记起幸田上校对他说——在中村为友川下士行为不当扇他耳光之后。“这样的事只扇耳光？要是我就用鞭子抽得他永生不忘。”

想到这里，中村恨不得对着神户清朗的天空尖叫：“战俘是什么人？什么人啊？”

3

崔胜民在黑暗中坐在一把竹凳上——作为被判有罪的人，这是给他的优待。他听说一些前战俘在曼谷妓院里找到李金，干脆把他从楼顶抛下去。在他看来，这做法合情合理。他只希望在被甩出去摔死之前，李金吐他们唾沫了。跟他一样，李金是看守，杀过战俘，所以，战争结束他们杀了他。这似乎完全可以理解，跟他的处境不同，他的处境不可理喻。他鄙视澳大利亚人的伪善，把报复掩饰成执行正义的仪式。他内心知道他们一直想把他也杀了，那么，这些假惺惺所为何来？

他没表也没钟。除了凭直觉，他没法知道这夜晚还会持续多久。但直觉似乎不再管用，夜晚长得漫漫无期，却总从他身边匆匆离开。樟宜监狱夜间上锁了——也许在两小时前。如果想到此，他会推断现在将近午夜，然而事实是他想不起任何事。崔胜民迷失在思考无法触及的地方。时间流逝，他的心情在两种感受之间翻覆。一是恐慌，像一阵无法抑制、没完没了的咳嗽突如其来，使他在樟宜牢房内发疯似的来回走，想找到逃跑的法子，结果发现没法逃，逃不出牢房，也逃脱不了近在眼前的死亡。

然后，他的心情会猛然转向愤怒，不是因为厄运将临或是无法逃走，而是针对一个让他备受折磨的事实：既然他被当作日军一员被关押，那么，他们必须支付他五十块钱的月薪，但战争结束到现在两年了，他一块钱都没拿到过。他的愤怒不是源自于算术或贪婪，而源自于一个关于动机的认识，也是一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觉。五十块钱是他在战俘营当看守的唯一理由，那么为什么不让他拿到这五十块钱？

他心里明白再也不会收到钱，他知道这五十块钱荒诞至极，但他又觉得这五十块钱被莫名其妙地抢走了，他的心情回复到恐慌，又开始在牢房里来回走，手指在墙上四处摸，手在窗户上、铁栏上、牢门上推着、摸着，寻找逃走的办法，直到再次发现不可能逃跑，他的心情又变成愤怒——对被剥夺五十块钱而感到愤怒。

审判在一个澳军军事法庭上进行，持续两天。除了向他直接发问，各种程序全用英文，他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法官的脸像被风吹的蜡烛，嗓音像掘墓的，审判结束，他第一次直视崔胜民对他讲话。翻译把视线坚定不移地胶着在法官的嘴唇上，对着崔胜民的耳朵低声说着七零八碎的日文句子。

翻译说：“由于——由于提呈的证据——书面形式的证词显示的矛盾——对曾经参与杀害——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弗兰克·伽迪纳下士的指控——不成立。”翻译转而用随便一些的语气加上一句“这是非常好的消息，非常好”。

说完，他继续磕磕绊绊地翻译。

“对下令杀害二等兵瓦特·库尼——的指控——成立——以及其他几个情节较轻的指控——虐待，包括不供给食物药品，导致可以避免的痛苦和死亡——被判为B级战犯——你将——被——被——处以绞刑。”

这一次，翻译没加自己的注释。

还说了更多，但崔胜民再也听不见了。法庭向他提问，他想解释作为一名韩国中士，他根本不能下令处死俘虏，但澳大利亚律师征引对一个叫幸田上校的日本军官的审讯供词，说命令是他下达的。幸田的证词在让几个韩国籍和中国台湾籍看守获罪中起过作用。崔胜民还听说他后来无罪获释。崔胜民提出，当处决令被下达的时候，库尼不在那个战俘营。但营里的记录乱七八糟，缺东少西，没材料证明情况是他说的那样。

判刑宣布后，澳大利亚籍辩护人劝他向法庭提交请求宽大的呈文——辩护人满身肉疲塌塌的，湿漉漉、亮闪闪的眼睛让被判绞刑的韩国人想起手术刀的锋刃。崔胜民下定决心要死在国外，他看不出把这精神折磨拖延得更久有什么意义。崔胜民，还有其他关在樟宜监狱、被判为B级和C级战犯的韩国人和中国台湾人，注意到盟军胜利者常常会释放跟日本贵族有纽带关系的军官，让他们这类级别低的人当替罪羊被吊死。崔胜民想到中村少校——他根本没被捕，毫无疑问也永远不会被捕；他想到幸田上校——他又自由了。这两个人也许都正在哪儿为美国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