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4/11页）

第二天爬海拔5600米的垭口，凌晨3点就出发，雨雪纷飞，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走。8点多，太阳出来，我们已到山顶，回头望去，在惊讶中我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走过的这段路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在路口立着一个牌子：“前方危险，此路不通！”如果当时是白天，我相信可能真的会因难却步。翻越了最高的垭口就是下山路，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几公里路要用脚尖点地，脚很快被磨出泡。

最后十公里的路，是最崩溃的。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眼睁睁地看到终点，可就是怎么走也走不到。好不容易走到了安检所，一般来说，过了这里就算转完。我还硬是把最后的那几公里走完了，不，是挪完了。

回到酒店大堂已是晚上8点，我让同行的人赶紧带我回房间。他说：“房间在二楼。”我当时就火了：“谁这么傻！把房间订在二楼！为什么会在二楼！”因为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走那几级台阶。

回到北京，我已经可以像很多以前羡慕的朋友一样，在聊天中“炫耀”自己转山的经历。说起途中喝到的酥油茶、帮助过的离队的小女孩和一路走来的风景。在聊天中，说得最多的是苦：走不动路的累、脚上的疼和呼吸的困难。

后来渐渐发现，原来自己更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回忆转山。慢慢明白，无论你与多少人同行，转山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你要完成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每当身体被逼到极限，疼痛和疲劳交替袭来的时候，你的心却在一次又一次迎来充沛的经历和无限的热情。

我特别喜欢转山的“转”字。

走过山走过水，最后走回原点。

看过山看过水，最后看回故里。

悟过山悟过水，最后悟回自己。

西藏，后会无期

■何怡男　I Do基金志愿者

去转山前，一位转山多次的专业人士提醒我很多注意事项，说得最多的就是高原反应，简称高反。他告诉我，高反的症状有很多，典型的就是头痛欲裂，上气不接下气。

他说得煞有介事，我却不置可否。这缘于我一向对专业人士的怀疑，他们总是大惊小怪，很怕事不够大，譬如医生。

我的轻率让我付出了代价。刚下贡嘎机场，整个身体如飘浮在空中，周围的一切变得异常遥远，我的脚步似乎深陷棉花堆里，想到专业人士的话，我知道这是内地人初到西藏时的基本反应。吃饭时，李总说，不要吃饱，我不太赞同。早上五点起床，空腹向首都机场赶，到贡嘎机场已是中午，肚子咕咕叫，居然还不让人吃饱，真没天理。

我吃得很饱，在回拉萨酒店的路上，我渐渐感觉到大脑沉重，原本想欣赏西藏的蓝天白云的心情，一扫而空。抵达酒店不到十分钟，传说中的高反向我发起了进攻。

首先就是头痛，那种头痛不是我们平常感冒时的头痛，更不是神经性头痛，而是一种你说不出来的痛，好像是你脑子里有个气球，慢慢充气。随之而来的就是动作迟缓，自己真切地感觉到，所有动作都变得慢了。只要稍有一个大动作，心脏马上会砰砰乱跳，使你不得不慢下来。

我这时才想起那位专业人士的话，高反很可怕，深不可测。我想，有时候专业人士的话还是要听一听的。去西藏这件事对我的人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使我懂得权威的重要性。

专业人士说，每个人到西藏都会有高反症状，只要适应几天，就会消失。然而，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在拉萨适应了三天，却越来越重。

那天早上从拉萨出发去阿里时，我都要放弃了。但可能是神山特别想见我，在最后一刻，我还是咬了咬牙，跟着大部队上了有生以来遇到的最艰难的地方——阿里神山脚下。

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走了两天，晚上在半路一个破旧的旅馆休息时，我被憋醒无数次，和我睡同一房间的是个医生，我总把他推醒。他以为我痛苦的呻吟是在做噩梦，我气急败坏地告诉他，您这么多年在西藏，难道不知道这是高反症状吗。这位神医说，知道，可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你在拉萨都待三天了，怎么还这样严重。

我说，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了，向您请教。

神医翻了个身，没有回答我。

吊诡的是，抵达神山脚下，看到神山时，我的症状出其不意的好了很多，倒是在拉萨时，我一位生龙活虎的同伴严重起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因果循环，有些事，你永远逃避不开，只是来早与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