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8/11页）

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全部自我了，他感到很难放手，因此他会竭力反对阿马拉尔和科金带走他的切片和数据。他渐渐懂得，对于科金来说，这是场关于控制和赞誉的战争；而对于阿马拉尔，这是为了获得他从未拥有的极其重要的收藏品。安内瑟若是对自己坦诚，那么他会承认，他曾考虑过把大脑留下，或者至少留下其中一些漂亮的切片吧。安内瑟的自我，给了自己一种主观的占有欲望，也是一种出离愤怒的感觉。现在他试图让这些感觉冷却下来。最近他开始练习瑜伽。在他的巅峰状态，他相信科学会是一种公众的信任。不过，这显然并不容易。每个人都乐于去谈论“开放数据”，但是当真的面临着这种情形时，有多少人愿意就此拱手让出他们耗费多年心血的产物呢？

他必须得试试看了。

情人节快到了，他一直在听一个网络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接连播放着一些对抗情人节的歌曲集锦，歌名都是诸如《你他妈的》（Fuck You）、《邪恶的女人》（Evil Woman）和《不再想你》（Over You）此类的。他一张接一张反复检查着那些脑切片，耳边放着苦涩的歌曲。接着，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意识到，他的感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他意识到，他好像已经在某时某地，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这场漫长而荒诞的奥德赛。看着那些脑切片，他开始想象着今后的50年甚至更漫长的时日，想象着会有一些满怀热忱、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或许会在某个地方拿着这样一张组织学艺术品将之放到灯光底下，啧啧称赞着它那长久犹存的历史感、精妙感和神秘气息，感叹道，这些艺术品可千万不要再被独占、被控制。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安内瑟将切片放到了租来的卡车后备厢里，载着它们来到大脑观测所的原址，将它们交由早已和两位警官一起等候在那里的副校长，他们得确保一切都妥善进行。

思绪回到科金的办公室，我请求从她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想知道她是如何看待这场大脑争夺战的。

“我并不想谈论到这事儿。”她说，“你知道我们曾进行了一个大脑的捐赠仪式，对吧？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对相关的书面文件很好奇。那是个怎样的……”

她打断了我的话语。

“我不能谈及那些书面文件。”她说。

我又向她问到托马斯·穆尼，那是她钦定的亨利的监护人，是他签署了大脑的捐赠协议。在协议中，穆尼说自己是亨利关系最近的亲属。我问科金是否可以准确地告诉我，穆尼和亨利的关系。

我也曾试图问了穆尼同样的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他，甚至出现在他家门口。他总是制造各种借口，推脱与我的会见。

我问科金，她是否知道在穆尼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并且签字捐出亨利的大脑时，穆尼根本就不是亨利第一次序的近亲，那时候亨利还有很多亲近的侄辈就在亨利住处附近。我提及他们的其中一个，弗兰克·S.莫莱森。

“我当时可不知道他的存在。”她说。

我问科金，对这个她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男人，她有没有做过任何谱系学研究。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我说，“你并不知道，穆尼先生不是他的近亲吗？”

“不知道。”她说。

那我就要问问她又是如何寻找到亨利第一位次的监护人的。

“我只是想要更高级别的安全保证。需要有一个人没有罹患遗忘症，而且将亨利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问她所谓的“安全”是什么，对什么的安全。

“当然是为了亨利的安全，”她说，“是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

那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得问问我们的律师了。”

二八分的方案协商失败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圣地亚哥分校的律师们，继续就协议最后的争论点进行磋商：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们，在切片期间获取了高分辨率的切片表面成像资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方面提出，这些数据理应在创造了它的机构进行保存，并且保留机构对此的知识产权，当然数据可以供大家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个提议。大卫·阿马拉尔向圣地亚哥分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为什么他仍希望这些虚拟数据能够和生物素材一起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全部放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他写道，“亨利的后裔认为，我们是这一珍贵资源的最佳监护人。”他补充说，他很乐意认同安内瑟在H.M.的分析上所做的贡献，但是如果H.M.那部分数据遗产因为法律或政策的关系，没能成为一项永久而可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会“深表遗憾”。我们都与出现在教科书中的H.M.共同成长着，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确保他生命的最终篇章以及遗产，收受最深切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科学标准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