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7/11页）

9月18日，安内瑟所在学院的负责人发了电子邮件给他：

“如你所知，”他写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直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协商，尽量试图让你保留至少20%的H.M.的材料……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坚持要立即征回全部的材料，倘若不按他们的意思来办，他们就可能会起诉我们学校。”他补充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首席法律顾问评估了这一事务，表示一旦提起诉讼，他并不相信能够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官司中胜诉。

六周后，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给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席法律顾问写了一封信，她说校方同意“向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转移所有的大脑组织”，而且她非常“希望这会带来一种彼此都满意的良好局面”。

大约时隔五年之后，雅各布·安内瑟乘坐那趟捷蓝航空的航班抵达波士顿后，苏珊·科金又重新掌握了病人H.M.的控制权。

2015年2月5日，安内瑟坐在他公寓的地板上，整理着亨利的大脑切片。那些原始未经加工的组织样本还在安内瑟实验室的冰箱里，但所有的切片都在他的家里。总共有2401块切片，装满了3个盒子，50个托盘。安内瑟每取出一个托盘，就仔细顺次对它进行检查。他寻找着其中的裂缝，检查它们是否变质，是否存在一些他必须提醒管理机构的任何问题。在许多切片的右下角，都有着他自己设计的激光雕刻标志。那是“大脑观测所”的草书体。他希望科金不要把这些雕刻给抹去了，不过他深知，这些都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了。

在一个星期前的1月29日，安内瑟已经向圣地亚哥分校递交了辞呈。“我遗憾地表示，对于H.M.项目的变故，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带来还算体面的结局的办法了。”他将辞呈递给了副校长。他已经决定不再战斗了。他觉得这所大学已然倒戈，不再愿意为他而战。他本可以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继续战斗下去。那是他曾呐喊着让自己放手一搏的方式。他甚至一度告诉学校的人力资源经理，他宁可坐牢也不愿意放弃亨利的大脑。不过他感觉，整件事情已然脱离轨道。科金将大脑交给他，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但他知道，这是一场他必然落败的战斗。这是一场涉及巨额金钱和大批律师的战斗。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只能放弃大脑。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然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洒脱地放手。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控制住对这些切片的情感。他甚至感觉，仅仅是看着它们，把玩着它们，都像是往伤口上撒盐。而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安内瑟辞职之后，他致信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玛丽亚·祖贝尔（Maria Zu-ber），告知她自己已经辞职。还表示他希望彼此可以“就病人H.M.大脑剩余组织的未来计划进行合作”，安内瑟的大脑观测所，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而这被麻省理工解读成了一种隐秘的威胁，关乎还存放在安内瑟那里的剩余大脑组织的安危存亡，因此这封信引发了两个学校的高管和律师之间的频繁信件往来。“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对麻省理工做出的关于H.M.大脑组织的一切研究成果的关心。”这出自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写给圣地亚哥分校同行的信件。“安内瑟医生写给祖尔贝教授的信件似乎暗示着，他可能会对脑组织的未来研究进行单方面行动。”而圣地亚哥分校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回复，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却暗流汹涌。“看来你也经历了一段被亨利大脑的轰动所逼疯的日子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另一个同事。“我认为在这事儿过后，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放松。”

最后，安内瑟的前任院长声援了他，接着还向他在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们致以令人宽慰的声明。

“我刚和雅格布通过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他写道。“在所有的H.M.材料中，只有那些不需要冷冻或是其他保护措施的切片才被移送出了放射学成像实验室。而其他材料都还在实验室中，一直被妥善保存着。安内瑟会在下午4点，和那些切片一同在放射成像实验室中等待着你们。”

4点钟很快就要到了，而安内瑟仍然在打包着那些切片。每一件，对他来说都是精巧的工艺品，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巅峰，是他苦心孤诣大量工作的产物。他想起过去几年中自己的旅程，从严冬清晨在马萨诸塞那拥挤的解剖室，到那般不寻常的捷蓝跨国班机，旁边的座位上便放着那个冷却器。从他向全世界直播那场切片，到牺牲大量私人时间整夜待在实验室，听着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歌曲，将那些漂浮在他跟前的小小粉色脑组织切片分离开来，最终安置在玻璃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