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6/11页）

明确来说，就是安内瑟对于切片表面影像以及大脑组织本身的分析，揭示了亨利前额叶中从未报告过的损伤。这处损伤位于大脑左半球，看起来很像是人造物体所造成的。在他论文的手稿中，安内瑟猜想，是我外祖父在手术中造成了损伤，大抵是他将额叶撬起来之后，接触内侧颞叶的时候产生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论文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侪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多对于H.M.的神经心理学文献都已经提出，所谓的额叶功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与这篇新的论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评论者在此强调道，安内瑟及其同事明确地阐释了其额叶白质受到了影响，并且疑似是外科手术方法造成的。而他们之后所做的研究，那些关于这个区域的翔实的组织学检验性质的相关研究，都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额叶系统中有显著的白质损伤，这可能会对H.M.神经心理学的相关发现产生影响，可能要重新回过头来去阐释那些研究发现。换言之，先前60年诸如科金这样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们对亨利的研究结果的解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他的病变局限于内侧额叶区域。而在亨利大脑的另一处所发现的新病变，或许会让他们那些关于内侧颞叶功能的所谓结论变得不那么可靠，使得所有的旧有数据都需要重新审核。

在科金将她的修订意见发给安内瑟时，她删掉了对额叶病变的所有叙述。在交给安内瑟的一份报告中，她解释道，“额叶病变既没有显现在原位扫描（大脑还在亨利的头骨里面时的核磁共振扫描），也没有出现在新鲜大脑的照片里。”另外，“任何有关的关注点，都有极高的误导性。”她随后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显示，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相信，“除非是个绝妙的巧合，否则他所断言的眼眶前额损伤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这意味着那是在死后造成的，是在大脑的提取和后续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她又补充说，“马蒂诺（麻省总医院）的那些人和我都没有任何隐藏证据的动机。”

而安内瑟回复了一系列核磁共振的原位扫描影像，它们与科金的主张恰好相反，它们显示出了很清晰的损伤影像，表明病变不可能是在尸检之后才人为造成的。安内瑟还交送了一些亨利的额叶的切片图像资料，这些切片也可以确证，病变是人造工具所致，比如说那种大脑压片。安内瑟对科金说，那种病变“是之前没有报告过的（我们确认过，这种损伤甚至在1992到1993年的核磁共振扫描中就出现了），而在这个病例中，能够代表这种新证据的其他数据也同样没有被报告出来。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不情愿：这种损伤并不是K空间中重建出来的图像数据，这是真实的，鲜活存在着的。内侧颞叶外的病变明明如此显而易见，应该要被报道出来。请记住，这篇论文的目标是促进一轮新的调查和辩论，这也正如我们曾经所做的那样”。

有关论文中的损伤和其他方面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转变成了激烈的论战。在一次外部调解人主持的电话会议中，这场论战最终达成了妥协。关于额叶损伤的论述会最终留在论文中，不过不会像早期的初稿一样如此突兀了。

2014年1月28日，《自然通讯》刊发了这篇文章，《病人H.M.大脑的事后析误——基于组织学切片和数字三维重建》（Postmortem Examination of Patient H.M's Brain Based on Histological Sectioning and Digital 3D Reconstruction）。安内瑟是第一作者，而科金和马修·弗劳斯也是作者之一。这篇论文中体现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于一处“眼窝前额皮质的局部损伤”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在大脑整体病理学的研究背景下，有助于阐明H.M.手术结果的新证据”。

这篇论文的发表看似显示出了安内瑟的胜利，不过这似乎是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纽约会议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律师就开始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同行开始协商，最后草拟出一份材料转让协议，这个协议解决了大脑从波士顿转移到圣地亚哥期间所遗留下的问题。在合同的初稿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一个二八分的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将持有大约20%的大脑，包括大部分由安内瑟的实验室加工的切片。而剩余的组织则交还给麻省理工学院，将其按计划储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马拉尔的大脑银行中。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所有争议之中的材料，都必须转移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其中的“材料”，被定义为“大脑及其未经更改的衍生品，以及所有使用这些材料所制作的的其他物质”。这自然也包括安内瑟制作的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