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25/141页）

我对这个提议无动于衷，但答应陪她去。一天下午我们去了。阿图罗的母亲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还是形销骨立。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乘上地铁，在萨格拉达法米列下了车。我们快到目的地时她感觉哮喘马上就要发作了，只好用上呼吸器。胡安·马尔塞亲自来到门口。我们跟他打了个招呼，阿图罗的母亲解释了来意。她讲得一团糟，不停地在说什么“需要”、“危险关头”、“参与社会的诗歌”、“智利”、“疾病”、“令人遗憾的境况”。我想她可能脑子犯糊涂了。胡安·马尔塞望着她递出的信封让我们进去。你们想喝点什么？他说。不用了，您真好。阿图罗的母亲说。不用了，谢谢您，我说。马尔塞开始读巴尔加斯的信，还问我们是否认识他。他是我儿子的朋友，阿图罗的母亲说。我想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但没有见到他。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挺出色的一个人，巴尔加斯·帕尔多，马尔塞咕哝着说。您离开智利已经很长时间了吗？他问阿图罗的母亲。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来了。阿图罗的母亲开始说起智利和墨西哥，马尔塞开始谈起墨西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忽然彼此以“你”相称，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马尔塞可能讲了个什么笑话。他说，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有点事也许你会感兴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奖学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奖学金。特殊教育？阿图罗的母亲说。嗯，马尔塞说，我想应该这样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学有关。噢，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阿图罗的母亲说。过了会儿我们就走了。明天给我打电话，马尔塞在门口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笑个不停。阿图罗的母亲觉得胡安·马尔塞很秀气，眼睛很漂亮，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这么开心了。第二天她就给马尔塞打了电话，马尔塞给了她负责奖学金的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一星期后，阿图罗的母亲开始在巴塞罗那的一所学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的教育课题，学习期间的工作身份是实习教师。奖学金提供为期三年，每年的延续取决于她的成绩。不久她又去医院治疗甲状腺。起先，我们以为她可能得动个手术，但最终没有动。所以，当阿图罗到巴塞罗那时，母亲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奖学金虽不丰厚，但够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钱去买各种巧克力，因为她知道阿图罗喜欢巧克力，谁都知道，欧洲的巧克力绝对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7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个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鲁诗人和我。我只见过这个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图罗·贝拉诺有约会。我们三个人聊了会儿，只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后来我和阿图罗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图罗，但自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我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在墨西哥干什么？研究人类学，这是在理论上。事实上呢，我到处旅游，在这个国家观光。我还参加了很多派对。墨西哥人有那么多的休闲时间，真不可思议。当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奖学金生活）那点钱远远不够花，所以我在一个叫吉米·塞蒂纳的摄影师那里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伦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罗加饭店的派对上认识他的。我的财力大为改善。吉米拍些艺术裸体摄影，如他所称，但其实是些软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摆刺激性姿势，或者脱衣挑逗性系列图片，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楼的顶层工作室里进行。

我现在想不起是怎么跟阿图罗结识的，也许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楼里上完一个摄影课之后，也许是在一家酒吧，也许是在一次聚会上。还有可能是在大伙都叫杰里·刘易斯的美国人开的比萨店里。在墨西哥，人们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会面。总之，我们相遇了，而且一见钟情，但睡到一块儿差不多是在过了一年之后。

只要是法国的东西，他都兴趣盎然。说到这点，他还真有些天真。比如，他以为，我在研究人类学，必然知道马克斯·雅各布（这个名字很熟悉，但也顶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诉他不知道，告诉他法国女孩读别的东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他就是不肯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可是他喜欢琢磨，我是说，他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并不异想天开，你不读雅克斯·里高特［26］的作品，他也绝不会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有时我们花好几个小时谈论她的某个长篇，重温那些谜局（我的记忆力特别差劲，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出色），重构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