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第9/17页）

抵达东京的那天，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神奈川县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发生追尾事故。搬来的行李一件都没有拆开，连出门买吃的都不行，我度过了凄惨的三天。

这里真不愧是首都，房租之高让人头疼。本以为《放学后》的版税足够支持五年的花销，但是现在一看，我心里也没底了。刚在新家安顿下来，讲谈社的领导就请我去位于赤坂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鱼翅，直到走出餐馆我都还以为那是香菇。我告诉妻子：“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菇！”之后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饭桌上，讲谈社众人神情复杂。后来问起来，他们觉得我“轻率辞掉工作来到东京实在太鲁莽了”，大概是因为见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却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写作吃饭，我这么年轻，还有其他出路，怎么也不会饿死。

我已经把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毕业》的文稿交给了讲谈社。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放学后》卖了十万册，这次能卖上次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册，我就满意了。我想到自己作为读者，虽然常买乱步奖获奖小说，但是却很少购买那些作家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我的预测基本准确，每当提到这事，编辑们都会大感佩服，因为据说大多数人都认定获奖后第一部作品能与获奖作品一样受欢迎。那些人的想法真是奇怪！

在这一年里，除了获奖后第一部作品《毕业》之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小说。这是圭吾第一部novels版作品，而且还是老牌出版社的“河童novels”系列。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系列中读到过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万千，“啊！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然而，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出版此书的，编辑表示“先看看原稿，如果有意思就出”。所以当责编说“下月就出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当年能在“河童novels”系列出一本书，别提多有面子了。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在novels风潮来临之后，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日益加剧，“河童novels”系列的门槛也逐渐降低，这实在令人遗憾。光文社的有关人士如果看到这一段，想必会心生不快。不过，我这是在为“河童novels”加油助威。河童，重振雄风吧！

话说，在这一年圭吾开始打高尔夫了。在“河童novels”负责人的陪同下，我买了一套便宜的高尔夫用具。你问有多便宜？就拿当时买的高尔夫球鞋来说，我刚打了十几杆后，鞋子前端就像大白鲨的嘴一样大大地裂开了。这种鞋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只好找球童要了橡皮筋绑住鞋子，才勉强打完一场球，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过，我囊中羞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明明没钱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我，每周都去附近的练习场上课。每当教练看到那个穿着破棉裤配破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球杆装在纸袋子里晃晃悠悠走进球场的谜样男子，都会露出几分微妙的厌恶。

一九八七年

这一年，圭吾继续在破公寓里埋头苦干。我的新书《大学城杀人事件》长度超过了七百张稿纸，可以称得上鸿篇巨制了。现在看来，也许七百张稿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小说的标准一般是四五百张稿纸的长度，所以七百张绝对算是特例。七百张光是打印出来就要七个多小时。圭吾的责编是机械白痴，跟他说稿子存在软盘里，他就立刻痛苦地捂住脑袋。我暗暗期待着自己的长篇大作成为热门畅销书，但是事与愿违，书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使销量好看一些，我走遍东京各主要书店，在每家店里都买两本。转一圈下来，书包比哑铃还沉，带子都差点儿断掉。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杯水车薪，销量全无好转的迹象。

顺便一提，在这一年，圭吾第一次上了电视。确切地说，是作为“作家东野圭吾”初登荧屏，而且参加的是一个叫做“料理天国”的节目。该节目由芳村真理和西川清主持，据说是为了纪念歇洛克·福尔摩斯诞辰一百周年而特意邀请新晋推理作家上节目的。除我之外，还邀请了黑川博行先生。我们俩都是大阪人，初次见面便聊得十分投机，从彩排时就畅饮啤酒。黑川先生后来在《放学后》的解说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放学后》文库本的封面图案是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女士设计的。《魔球》的单行本封面也是如此。黑川博行先生的作品读了决不会后悔，这一点圭吾可以打包票。《切断》、《封印》、《瘟神》、《国境》，每本都是杰作。我在此如此夸赞他，或许有朝一日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