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第12/17页）

从此，我每天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后就有了盼头。这只梦吉猫咪虽然年纪幼小，但却十分早熟。它的身体娇小，而腿间那个像铃铛似的东西却相当威猛。果不其然，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拈花惹草。而且，梦吉性情凶暴，有时还乱咬人。我带它去做绝育手术的时候，连兽医都怕它。本以为手术后梦吉会变得温顺起来，但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话说，这一年我出版了《怪人们》、《从前我死去的家》、《操纵彩虹的少年》这三本书。三本书都没有话题性，也都卖不出去，这话实在不愿一说再说了。尤其是《从前我死去的家》，居然连书评都没人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几年之后才切身体会到，虐待儿童的题材写得太早了。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是我还是决定买房，地点选在了横须贺地区。要问为何突然要搬去横须贺？这与我的家庭有一定关系。另外，市中心房价太高也是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这年年底，我毅然决然地搬家了。梦吉住进宽敞的新家，显得十分快活。

一九九五年

阪神大地震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电视中播放的悲惨画面让人无法相信那是现实情境。我眼睁睁地看着以百人为单位的死亡名单不断拉长，生怕在里面看到熟人的名字。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都住在阪神地区。幸运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是损失了不少财物。他们的人生规划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如今，我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记忆正迅速从世人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责难别人。从表面上看，灾区正在逐步重建，但是受灾者心中的创伤至今仍未痊愈。至少我永远都不想忘记。

地震发生的次月，大阪召开了反对启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的讨论会，会上反对派听了科学技术厅和动燃的研究人员所作的报告。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出席了会议，持对立观点的两派在会上很难达成了共识。例如，有人提问：“要是当地也发生了阪神大地震那样可怕的地震，文殊反应堆会怎么样？”另一派回答：“那个地方不会发生那样的地震。”我感到反对派与推进派各自都处于两难的局面。我想把这一情景展现在小说中，于是决定在《天空之蜂》中以完全中立的立场如实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次月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举国上下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意识到今年无论写出多好的作品，恐怕都卖不出去了。

事实上，在这一年，不仅是我的书，全国的图书销售都在下滑，连期刊杂志都不好卖了。人们为了尽快获得资讯，都选择阅读体育报纸，根本无暇关注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大作必定能引起轰动。《天空之蜂》于年底出版了，出版的次月，文殊反应堆就发生了钠泄漏失火的事故。我心里还怀有某种不应有的期待，觉得这真是天助我也，这下我的书肯定会大卖特卖吧。然而，我的期待全盘落空。评论家为何会无视《天空之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不过，现在说说也只是发几句牢骚罢了。

一九九六年

这一年是我出道第十一个年头。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不算新人了，但是《天空之蜂》却入围了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候选名单。坦白讲，我对获奖相当有信心，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落选当晚，我和编辑出门喝闷酒的时候，巧遇了本次新人奖得主真保裕一。奇怪的是，对方看到我反而显得很不自在。后来，真保裕一接连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每次我都不得不和他打招呼，对他说“真是恭喜了”，这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我自己都腻了。但是他过段时间又会得个什么奖，然后我又得陪着假惺惺的笑脸向他表示祝贺。啊，烦死了！烦死了！

这些姑且不提，这一年我自暴自弃似的出了五本书——《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诅咒》，还有《恶意》。数枪连发总有一枪命中目标吧。结果《名侦探的守则》成为了继《放学后》之后的又一畅销书，我既欢喜又惭愧，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谁杀了她》却把我折磨得够戗，我一直提心吊胆，就怕读者集体找我算账。他们倒是没来找我，可是编辑部的咨询电话却被读者打爆了，据说后来编辑们打算制作一个解答手册以应付读者的提问——我真对不住各位。但是，这本书能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也很不错。《名侦探的诅咒》是直接以文库本的形式出版的新作，卖得相当好。我想，便宜货果然有市场啊！也许是老天不想让我太过得意，我最有把握的作品《恶意》却无声无息地沉没了，也许是时运不济吧。我原本期望《恶意》能入围某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可第二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却是《名侦探的守则》。对这个结果我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