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13/71页）

1973年7月，埃文斯得到了一台SX-70的宝丽来，他开始只是玩玩，并将其当作是一个“玩具”。他是如此的迷恋与满足，以至于感觉自己“活力再现”。最终，他在生命最后的十四个月都在摆弄这个新玩意儿。

他之前所拍摄的照片都没有表达出他对自我标识图像的钟爱，这就像宝丽来拍摄的一个红绿相间的褪色邮箱上印有白色的“信”一词。这张照片本该完美地呈现在他脑海中的一本书的封面上：一张由来自各种指示牌上的字母组成的宝丽来字母表吸引了他的注意（来自PARK的ARK，来自PAID的AI ）。很自然的是，他特别喜欢W和E这两个字母。同样，他受到脱离语境的，随机的警告的吸引：DO NOT ENTER（请勿进入），DO NOT HUMP（请勿急速行进），ENJOY（请享受）。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用他自己的“只有连接”为题词，作为《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意义的指示牌。埃文斯从街上分离第一个单词——只有——不断对其进行编写和拍摄。仅仅一个词——只有——从无数的角度，隔离它，并凭借强迫性复制，对意义穷追不舍。

1975年4月，埃文斯在完成他的摄影词典之前就去世了，但他的野心在李·弗里德兰德的《百家字》（Letters from the People）一书中得到了惊人的实现，书中提到了排序是固有的观念。

从埃文斯处得到启发，弗里德兰德每次都将字母从指示牌（CAR PARK中的K，BAR中的B）、橱窗展示、通知和广告中剪切下来，或者将字母表分解成构成其的字母。一旦字母表在个人的照片中被详细列出，他就会使用数字继续进行。

他所处理的词典储量巨大，有关城市的数量庞大的变位词立刻为其提供了所有必要的组件来复制整个英语世界的书写文化。其中浮现出的是如细菌般复杂生长的文化，而不是表现为单词的字面意义。指示牌让涂鸦如真菌繁殖般增多，正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谓涂鸦的“植物生长”。紧随埃文斯的脚步，当字母和指示符分离时，弗里德兰德同样也察觉到那些摄影师已在拍摄涂鸦。例如，在1938年和1948年之间，海伦·乐薇（Helen Levitt）曾拍摄纽约建筑和街道上粉笔涂鸦和广告词。1933年，布拉塞评论说保存在他所拍摄的巴黎墙壁涂鸦的照片中的“简明符号代表的正是写作的起源”(8)。弗里德兰德探索的书写的发展超越了它们的起源，但即使当单词已经形成时——现金、上帝、眼睛、罪恶、蒸汽（在潮湿的水泥上出现）——这仍揭示了一个充满了原始意义的世界。有些信息出现，但意义却从最简单的告示中泄露了。当字母U被排除在框架外，商店的橱窗立刻下达指令：WAIT（等待）。

倒不是说周围有人注意到这点。除了一幅照片外，没有人们阅读或写作的照片（甚至是在那张摄有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照片上，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在准确地找出人名，观看而不是阅读它们）。在书中除了五六张外，超过二百幅图像中不见人影。弗里德兰德的幽灵阴影是唯一在场的人类，他——有人可能会说是他的签名——潜行于空城，记录而不是阅读它。语言似乎已经孵化了——书写了——其本身，涂鸦数量的增加常常使语言变得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难以辨认。

摄影词典的每一页都显得愈加人性化。人名开始出现。然后充斥着表现主义式的尖叫：糟糕、疼痛、讽刺。就在那几页之后，不知不觉中，“艺术”一词小心翼翼地首次出现，对话也开始浮现。大方地浮在“伤害”一词下，是废弃的城市指示牌“呵护”的忠告。很快就出现了关于哲学与政治的简短而疯狂的文字——共产主义并不存在——还有那疲惫而又神秘的建议：如果可能，请按一百次铃（不用说，其实并没有铃，只有一面宽阔而抽象的白墙）。

观察从字母块到文字碎片的叙事轨迹，迫使我们也须仔细阅读照片。如果说最终通过描述文字的质量来判定《百家字》的好坏，那确实过于狭隘了，但正是由于阅读而快速地唤醒了批判性评价的本能。所以，在一群半文盲的劝告下，我们涂抹既爱又嫉的标语，它们作为一个几乎成为诗歌的物种而占据一些既私密又公开的场合：

她是我的朋友

我会这么告诉你

她，并非一无是处

她，也不爱你

如我一般

此书结尾抒发了一种缭乱的魅力和温柔的抒情：

每天我致电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