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16/20页）

反观当时“断裂”行为出现的大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很“中庸”地认为：程、韩两人都没有错。从韩东的角度说，对《收获》的评价是整个“断裂”行为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他本无心在《收获》上下力气，他针对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体制，其中的偏激和决绝，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虑，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对于《收获》，可以说是一种无心之过，或者误伤；从程永新的角度来说，他身为《收获》的编辑，而且正好是韩东在《收获》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是作家的“伯乐”，他不可能不注重一个作者对曾经发表过其作品的刊物的评价，于是，作为众多回答中的一个，韩东对《收获》的评价被专门拎了出来，就显得异常突兀而刺眼。当人们——特别是与《收获》关系良好的人们——把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落足到具体的细节之中，“忘恩负义”和“吃完奶后不认娘”的“帽子”也就无法避免地被戴上了。

事实上，韩东一开始就预料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指责，所以，他在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韩东的回答比程永新的质疑整整早了10年：

我们备受指责的地方还在于所谓的“自相矛盾”。比如问卷上的问题涉及到对《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书》、《收获》、“鲁迅文学奖”等的具体评价问题。《小说月报》曾两次刊登我的小说，《读书》转载过我的谈话，《收获》五次刊登我的小说，我亦是“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人，《小说选刊》因没有刊登过我的小说特地向我表达了歉意，对此我将作何解释？我觉得所有这些与我对它们如何评价是两回事，它们对我个人所做的与它们的基本倾向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恩将仇报”那也没办法。

这里面还牵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刊物成全了作者，还是作者成全了刊物的问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刊物发表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应该心存感激，日后不能对刊物产生不敬。问题真有如此简单吗？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作家的作品让更多的后来者认同并喜欢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是不是也应该对作者心存感激？再说，选发优秀的作品原本就是编辑本身的工作职责，作为编辑，何必因为自己当过“伯乐”而强求别人一辈子感恩戴德？所以，在遇到像“断裂”行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时，人们不妨宽容些，多想一想青年作家们的吁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不必过于在意那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激愤之语。

“断裂”之后，《收获》是否还继续发表韩东的作品，我没有专门考证过，但据我所知，与《收获》齐名的《花城》杂志对韩东的支持并不亚于《收获》，甚至尤有过之，韩东不仅在《花城》发表过多部重要中短篇，他的《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都是在《花城》发表的。

如果说《收获》与韩东的关系“逐渐疏远”只是个别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个人行为，那么“断裂”行为对于坚的影响则要长久和深刻得多。当年，对“断裂问卷”的第七个问题——“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于坚的回答是：“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起初，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回答了就完事了，没有人找于坚的麻烦，孰料近十年之后的2007年底，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一回答的严重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一大批老作家老诗人频频发表文章批判于坚，并向有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写信，强烈要求于坚到鲁迅坟前磕头谢罪，并取消其鲁迅文学奖资格。对于这一事件，我在《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十

和所有诗人一样，优秀如韩东者也不可能字字珠玑。韩东也有一些诗句写得过于直白和随意，比如“这是冬天荒唐的景色/这是中国的罗马大街/太阳的钥匙圈还别在腰上/霞光已打开了白天的门”，“我也曾坐在床头/等待着你的归来/你也曾向你的父母告假/那假期多长多甜蜜”，“如果一万人在海面打捞，我只对你吐露珍珠”……

尽管部分诗歌过于随意，但不能因此质疑韩东的创作态度，事实上韩东的认真几乎无人能比。在8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写诗不单要依靠技巧和心智，更与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因此，透过韩东看似无所谓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孤苦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份认真，很难想像韩东在达到诗歌的高峰后还能抽身出来进行小说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的中坚和“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扎根》、《我和你》等长篇小说发表后，都引起巨大的反响。而由他主要编辑的诗歌民刊《他们》，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即使早已停刊，也属于一个时代难以绕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