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17/20页）

由于认真，有时候不免显得倔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嫉“俗”如仇，也期望以高标准来要求整个文坛。前文所说的“断裂”行为应该可以算作以韩东、朱文为首的一代作家向文学体制中腐朽部分宣战的檄文。在文坛如政坛的中国，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做出这一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勇气。

关于“断裂”行为的初衷，韩东在接受常立的访问中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阐释：

起因就是，我们写小说嘛，写着写着就要进入系统了，像我和朱文当时发了不少东西，又获得好评，然后感觉上就是，快要走苏童、叶兆言的那条道路了。我说的一个词就是“虚席以待”，我们可以去作家协会，去做专业作家，那条作家的道路就很明确了。当个专业作家之后，然后就到处开笔会呀，参加活动呀，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实惠。我和朱文都比较烦这些个东西，很多人是被我们带进来的，怀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参与了这件事。我始终不愿意我的写作受到任何干扰，但是，如果你进入了作协这样的地方，那你就要走那条道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比较讨厌。我写书就写完了是吧，写书之外，我愿意干吗就干吗，我愿意和朋友交往，我愿意上网，我不愿意受那么多的束缚。发起“断裂”，就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文坛断开。

所有这一切，可以用朱文的话来概括：“我希望自己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想到了就去做。文学作为一个腐朽的名词如果让你感到厌烦，你不妨让它有时成为一个动词。”

然而，与世俗决裂的勇气仍然不是外在的，“断裂”之后，参与行动的不少作家诗人照样与他们所贬讽的刊物打交道，或明或暗地做着他们在“问卷”中所反对的事情。比如一个参加了“断裂”行为的作家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就进行了反省：“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必须参加这个事情，必须说话，必须参加这样的行为，卷入这个事件之中。但这是一种悖论，我不可能不参加，但一旦我参加了，当这个事情指向一个结果时，我又不喜欢。比如在回答‘断裂’问卷时，我说了一些话，后来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我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里，有些话我可能是对的，而有些话可能是错的。比如，对一些问题，后来想想，还是回答得不太好，因为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而我采取一种无所谓的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回答某些问题。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我做得不够诚实。……如《读书》、《收获》这些问题我平时是不思考的，但回答时，我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做法显然就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杂志对目前的中国文学是有益的。……我想我对‘断裂’这个事情的厌恶情绪，后来的厌恶情绪就是由此产生的。它不能使我正确地对待我自己。”从这些看似迟疑、犹豫、反复实则坚决的话，我们可以推想到其他部分参与“行为”的作家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全世界都如此，每一件看似悲壮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衍变成作秀，56个参与者不像某首歌曲所唱的“56颗心”，谁能够保证光彩照人的脸面是不是因为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呢？

这使我想起了某个下午的阅读经历——当我将几本作家访谈类书籍跳着读，竟然发现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作家仅仅相隔三五年，见解就有天壤之别。严重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地易时移而发生的合理微调，而是背叛了自己以往正确的初衷，发生了质变。比如从当年的追求正直和公平变成了为油滑与庸俗辩解，从当年把写作当成陶冶性情的方式变成了将这种爱好用于追名逐利。总之，正好堕入他们当年嗤之以鼻的境地之中。这种思想的庸俗与他们作品的雅气形成的强烈反差，实在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鉴于这样的令人诧异的现象屡屡发生，用“道德的虚设”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在是太精到不过了。在文学作品中，在面对媒体时，很多作家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光亮，乡村作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市作家，就出淤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清洁完美的书生形象令读者仰慕不已。然而，这种高尚不过是一种“虚设”，生活中，他们庸俗透顶。一边吃肉一边抱怨肚子饿，一边乐呵呵地抱着儿子一边恶狠狠地骂娘，一边为了爬官而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一边大肆赞扬西方的制度。我们不忍心说这些作家虚伪，因为创作和生活有时候是不能画等号的，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在后花园里也会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家是“分裂”的，他们在欺骗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所持重的道德优势只是在为自己名利挣工分，是一种博取眼球的幌子而已。因此在我看来，56个“断裂”问卷的答复者鱼龙混杂，里面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存在这一些表面清高而内心庸俗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