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被腰斩的国家（第5/10页）

教堂旁边，在战争中的一个大炸弹坑的基础上，修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被命名为“罗马帝国时期的科隆”。

还有波恩郊区的贝多芬故居与法兰克福市区的歌德故居呢，两个人的经历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碜，后者的故居阔气、排场。历史终于抹去这两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别，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走进他们的故居，攀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在日光树影之中观看着他们的遗物和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个深沉的、从容的声音，好像登上了一个令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动，若有所悟。

六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确实发现了许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善意和尊崇。“中国人都很能干、勤劳、聪明、节俭，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一位德国朋友这样说，显然不是客套。我还在德国的书店里发现了各式各样介绍中国、中国见闻、中国游记之类的书籍，都很厚，装订精美，又附有照片，售价不算低廉。“这样的书卖得掉吗？”我问一位懂“行”的华裔德国学者。“介绍中国的书可畅销呢！”他回答说。

我总是忘不了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海迪小姐，她穿着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她和她的同学在华裔教授乔先生的指导下，已经把《呐喊》《骆驼祥子》译成了德文，现在正在翻译《生死场》。“中国什么时候才给萧红恢复名誉呢？”她问。我们解释说，第一，萧红压根儿并没有被“打倒”；第二，我们早已出版萧红的著作和不断地发表评介萧红的文章。

波恩还有一个曾经在一九七七年访问过中国的作家，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文艺的春天到来了吗》，介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的动态。他关切地问我们：“现在中国文学创作是否还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说：“欢迎您再次去中国访问，您将亲眼看到，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多么大的变化！”

明兴有一家中国商店，店主人也是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毕业生，中文名字叫作梅儒佩，他的妻子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他的商店一楼全是日用杂品，从火锅到千层底的布鞋，从榨菜、酱瓜到景德镇出品的仿清代龙纹茶具，应有尽有。二楼则是报刊书籍，我一眼就看到了马加同志的《开不败的花朵》，梅儒佩又拿来了《青春万岁》，我们分别为他签了名。他介绍说，他的生意并不十分好，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他说，他的店还从比利时买进那里的华人制作的豆腐，但豆腐这种食品不耐贮存，在冰箱里放上三五天，如果卖不出去，就自己吃掉。但是，梅儒佩的好友，同样精通汉语的康迈先生，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做老板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的生意好。”也许，梅先生的商店还是蛮“发财”的吧？不过，说老实话，在我们在他的商店里逗留的将近一小时中，虽然时有顾客前来观望，却没有见哪一笔生意成交。话又说回来了，岂止这个中国商店呢，这里的各个商店、商场不都是这样吗？商品堆积如山，但很少看见顾客购买。

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中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