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被腰斩的国家（第6/10页）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问便知，那是一批美国游客，他们的性格与德国人是不同的。

在汉堡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每月从当局领取八百马克的奖学金，正在以对秦始皇的评价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他就非常活泼、健谈。他说：“现在汉堡污染得很厉害，检察机关对一家化工厂提出了控告，但是这家化工厂有势力，又能走点小后门儿，威胁说如果这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受到损害，就会造成多少多少人失业，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们。”当他谈到他在中国的经验时，他说：“德国的官僚主义是有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德国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中国的官僚主义，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他还说了许多有趣的话，神态和声调都像个“北京油子”（这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

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成天和我们一起说笑，她笑得非常质朴。有时候在为我们翻译一句话以前，她先兴奋地一笑，由衷地说一声：“就是！”表示对我们观点的拥护，然后再译过去。一路上，她把我们说的每一句成语或者俏皮话都记在本子上，认真学习。另一位由国际接待中心临时聘请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胡须，长着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当他表示惊奇或者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愈发蓝起来。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见他笑。无怪乎当我们赠送给他一张韩美林画的动物画——猫头鹰的时候，他端详良久，认真地说：“画得好。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这个猫头鹰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这倒是够幽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