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10/15页）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她陷入沉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沉默）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她读起来）

“我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又怀着真诚的心入了党。现在我想说，党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权威了……”

“……时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伟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读了索尔仁尼琴之后，才明白‘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很血腥的。这是个骗局……”

“……是恐惧促使我入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我爷爷，斯大林的共产党员在莫尔多瓦的集中营毁灭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宣布退出共产党……”

这是必须要熬过去的经历，恐怖得令人窒息……人们在区党委排队，就像在商店排队一样。他们是排队交还党证的。一个普通的女人朝我走来。她是个挤奶女工。她哭了：“我该怎么办？该做什么？报纸上都说党证得扔掉。”她辩解说她有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担心。有人散布流言说要审判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流放出去。说是在西伯利亚已经修复了劳改营的木板房，手铐都运到了警察局……还有人说看见从卡车上卸下的手铐，都是油布盖着的。真是惊心动魄的现实！但是我也记得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青年教师，他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党的，但是党证还没发给他，他就请求说：“你们马上就会被查封了。请赶快给我签发党证吧，不然我就永远都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人的个性显示得特别鲜明。有个老兵，全身挂满战斗勋章，胸前就像是一面圣像墙壁！他把战争前线发给他的党证退回来，说：“我不想留在叛徒戈尔巴乔夫的党里了！”人们都在展示着自己，鲜明，鲜亮。不论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亲戚，以前相遇时都会说：“你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身体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大老远看到你，马上就穿越马路到对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这一切发生前不久，我们还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爱的土地》和《重生》两本书的精神在他们学校召开过党的科学工作会议。那时候他还发表过激情四射的报告，大谈共产党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我还曾经授予他证书。忠诚的共产党员！列宁主义者！我的天啊！一个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开始辱骂：“你们的时代结束了！你们要对一切负责！首先是为斯大林负责！”我委屈得喘不上气，他这是对我说话吗？！我父亲曾经被关进劳改营……（几分钟后她才平静下来）我从来没有爱过斯大林。爸爸原谅他了，但是我没有。我不原谅。（沉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报告之后，开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被任命为地区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我知道，一开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检察官和区委第二书记，但是他们拒绝了。为什么？也许他们害怕。在我们那儿，人们至今仍然害怕与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好吧，我同意。我父亲受过苦。我为什么要害怕？第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中，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文件夹。一个案子只有两页纸，另一个却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计划那样，按照《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的文件进行分类……在八十年代，从区里到州里都规定了平反数字，计划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还是斯大林的风格：开会、批评、处分。快做快做……（她摇着头）我整夜整夜地翻阅那些卷宗。坦率地说，诚实地说……我恐惧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兄弟告发兄弟，邻居陷害邻居……只是为了一个菜园，为了住房和公用空间。在婚礼上还举杯高唱：“感谢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让我们穿上了橡胶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体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人随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