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12/15页）

有什么能救我？一些电话救了我。一个女友来电话说：“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害怕。那里可美了。”（笑）她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旅游，可喜欢那里了。表姐也从基辅打来了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把钥匙给你，可以在我们的别墅躲避一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会躲起来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在腌黄瓜。”我那时候整天在家用开水煮腌菜的罐子。心情当然很纠结。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只看侦探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电视机只能带来恐惧，报纸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那种人现在叫作“买办”。“买办”“倒爷”……伟大的俄罗斯语言里都找不到这些词汇：份子钱、兑换走廊、国际货币渠道……我们都用外语说话了。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想起来了……我还在一家画廊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幅画，画面很亮很亮，一个女人站在桥上看着散发着光芒的远方。看着这张油画，我久久不想离开，离开又转身回来，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命？

安娜·依琳尼齐娜：

我被轰鸣声惊醒，打开窗户。这是莫斯科吗？首都街道上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听广播！我赶快打开收音机。正在广播《告苏联人民书》：“祖国正面临危亡……陷入暴力和不法行为的深渊……要清除市面上的犯罪……终止目前的混乱时期……”戈尔巴乔夫到底是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了，还是被逮捕了，一切都不得而知。我打电话给人在别墅的丈夫：“国家发生政变了，权力落在了……手中。”“傻瓜！快放下电话，他们现在就会把你抓走。”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天鹅湖》。我眼前浮现出另外一组画面，我们全都是苏联宣传培养出来的孩子：智利圣地亚哥……总统府在燃烧，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电话开始不断打来：城市里全都是军事装备，坦克已经开上了普希金广场和大剧院广场。当时正好我婆婆到我家来做客，她吓坏了：“不要上街啊。我是在独裁下生活过的人，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生活在独裁下！

丈夫下午从别墅回来。我们坐在厨房，抽了很多烟。害怕电话被窃听，都把枕头压在电话上。（笑）在此之前，我们读了很多表达不同政见的文学作品，也听了很多言论。此时正恰逢其时，获益匪浅。我们好不容易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现在窗户却又砰的一声关闭了，又把人赶回笼子，又把我们砌在了沥青马路中。我们将如同水泥中的蝴蝶……我们又想起不久前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想起第比利斯示威怎样被警察用工兵铲驱散，想起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风暴[17]……“当我们读沙拉莫夫和普拉托诺夫[18]的时候，”丈夫说，“内战已经开始了。以前人们在厨房里争论，到广场去集会，现在要互相开火了。”情绪就是如此，某种灾难在降临。收音机一直开着，转啊转啊——到处都是转播音乐，古典音乐。突然间，奇迹出现了！俄罗斯电台说话了：“依法选举的俄罗斯总统被中止权力。这是一场厚颜无耻的政变企图……”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有数千人已经走上街头，戈尔巴乔夫处于危险中。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不需要讨论了。出去！婆婆先是劝我说：“你疯了，为孩子想想吧，你要去哪里啊？”我无话可说。当她看到我们收拾好东西一定要去的时候，又说：“既然你们这么傻，哪怕带上些苏打水溶液呢，一旦施放瓦斯，你们可以用湿纱布捂到脸上。”我就准备了一个能装三升苏打溶液的罐子，又把一张床单撕成碎片。我们还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带上了，从橱柜取走了所有罐头。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走向地铁站，也有人在排队买冰激凌，买鲜花。我们经过一对快乐情侣身边时，听到他们在说：“如果我们明天因为坦克的阻拦而不能去听音乐会，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迎面跑来一个男人，穿着内裤，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都是空瓶子。他追上我们问：“建设大街怎么走，可以指个路吗？”我告诉他从哪儿向右转，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说谢谢。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去扔空瓶子。这和1917年有什么不同吗？一些人在开枪，另一些人在舞厅跳舞。而列宁在装甲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