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七 八分钟约会（第4/12页）

处在春明的朋友圈中，就好像看那些同时显现两个物体的视觉幻象。在东莞，她们看起来很像中产阶级。她们有车有房，或正计划近期购买。她们到驾校学开车，出去度假；她们做指甲，节食减肥，学拉丁舞。她们总是知道最新开的巴西烤肉在哪里，最好的冰激凌是哪家。在另一些方面，农村似乎给她们的基因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公寓可能装修得很有品位，但卫生间里永远都是蹲坑。她们的医学知识往往是祖母辈的民间智慧：生病要康复，她们会用人参炖鸡肉；天气冷了，她们喝猪肺汤预防呼吸道感染。她们仍然坐火车和巴士长途旅行，几乎没有人坐过飞机。过年回家是传统观念在她们心里最重的时候，一天之内重新走过多年来闯过的长路。

春明很少聊她早年在工厂的事。我觉得她并非以那些日子为耻——只是因为那个在玩具加工流水线上干过活、写过日记、拼命学过广东话、背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的女孩，跟她今天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她还在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她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的几乎全是自助书籍。《一百个成功故事》，《玫琳凯领导奥秘》，以及书名用英语写成的礼仪丛书，比如Tone（语调）和Crass（粗俗）——在品味（class）这个词的所有拼写错误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个人写真，照片里春明擦着闪闪的粉色唇彩，一个镶了珠宝的发卡向后夹住头发。这间公寓反映着她的个性——精打细磨，不懈自省。

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从韩国的连续剧里，春明学会必须左手拿勺，右手拿叉，但是用刀的时候则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也是在韩剧里，她第一次看到特百惠的碗罐。有一次我送给她一张《罗马假日》的DVD——她找我帮忙要一些美国电影看——从好莱坞的娱乐片里她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训。“那个穷记者能靠公主的故事挣很多钱，”她向我总结剧情。“他放弃挣大钱的机会，他的道德提升了。”她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但却断言她“没有茱莉亚·罗伯茨漂亮”。

她的观察细致入微到不可思议；可以说我怎样注意她，她就怎样留意我。我们初次碰面时，是她挑的地方——欧式咖啡西餐厅——点了和我一样的菜，意大利肉酱面。她注意到我晚餐常喝啤酒，一天晚上，她宣称自己一直在私底下练习，现在能和我一块喝一杯了。她问我，牛排应该几分熟，哪个国家的男人最体贴，在美国做母亲的怎样带孩子。她不停地尝试更新自己：染头发，有时烫卷，有时拉直。她的衣服总是搭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同一套衣服会穿两次。

来东莞之前，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知道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不能很好地阅读汉字，或是我和美国男士约会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生气。他们向我宣讲民主，伊拉克战争以及外国媒体无法理解中国。他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屈从于西方的历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聊天，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总会冒出来，挡在我们之间。我祖父和亲戚也是这样，许多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春明和她的朋友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她们不在乎我的中文不好，或是我不知道著名中国作家的名字；她们也从来不问我对民主的看法。他们出身低微，也没有受过教育的、尤其是男人身上的那种家国负担。当我碰到春明的男性朋友时，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通常会浮出表面。一次，春明的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叫阿强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外来女工的书。

“《南风窗》有很多关于那个的文章，”他说。“你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文章，会节省很多时间。”

春明深深叹了一口气。“不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她说。“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想从她的角度来写。”

我好想站起来为此喝彩。

她转向我，“对不对？”

“对呵。”

阿强坚持说，“你应该写一些有关中国宪法的问题，”他告诉我。“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宪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层，那些当官的总是反着来。”

“这跟她写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她拿出手机查看短信，这是结束对话的信号。

春明本能地理解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她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她出来打工那天开始写的日记，她都保留了下来。“等到哪天有条件了，我也想写书，”她告诉我。“我只写最简单，最平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