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六 方与圆（第4/11页）

我头一次来学校，和付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付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学习。他当时还在上大四，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生活是快进模式。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的偶像是个每节课收费一千两百元的台湾管理大师。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问付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

“3月29号。”

“那我来这里二十二天了，”他说。

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不远处，付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也许，和我一样，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他揣测道。“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在外面要小心。”

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教室斑驳又昏暗，深受停电的困扰，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学生们穷，又没上过几天学，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考入好初中，然后是好高中，最后是好大学，或是任何大学，只要能考进就行。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每年，只有相当于百分之十一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为此，一些更有财力、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比如美术和音乐。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几年来，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局限以及历史积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

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历史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也不给他们打分数。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他们忽视写作——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而强调口才。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十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