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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莫夫脸上带着微笑。而史丹利把袖套中的空气放掉。“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叫做非相关性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目前没有。”

“有小孩吗？”

“有两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很好。好了吗？”他又开始向袖套里打气，“现在我们要问相关的问题了。请你放轻松。这样很好。非常好。”

在那只打开的手提箱里的分光谱上，四支针笔分别在绘图纸上写出四条淡紫色的线条，仪表中四支黑色的指针也不断地点着头。莫夫预备了一堆问题，坐在巴雷身边的一张小桌子旁。即使连罗素·薛里顿也对这些由兰利审讯小组所挑选出来的问题一无所知。它们仿佛汇聚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在那个箱子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的贿赂得以一窥究竟。

莫夫用他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我相信莫夫会对他自己那种毫不徇私偏袒的声音感到分外骄傲。询问就要开始了，莫夫是主控者。

“我故意从事一项阴谋，提供不实的消息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的，我是这么做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

“不是。”

“我的动机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是或不是？”

“不是。”

“我是和苏联的情报单位共同串通欺诈。”

“不是。”

“我对于代表世界共产主义的任务感到骄傲。”

“不是。”

“我与尼基·蓝道勾结。”

“不是。”

“尼基·蓝道是我的情人。”

“不是。”

“他过去是我的情人。”

“不是。”

“我是同性恋者。”

“不是。”

又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史丹利再一次将袖套放了气。“感觉如何，布朗先生？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差得远呢！老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没有看他。我们若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我们的手，要不然就是看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树。现在轮到史丹利问了。他的语调听起来觉得舒坦多了，但还是一样没有抑扬顿挫。

“我和卡佳·奥拉娃那个女人以及她的爱人勾结。”

“不是。”

“我所称作歌德的那个人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员。”

“不是。”

“他给我的那些资料是由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

“不是。”

“我是被人家设下的性陷阱给陷害了。”

“不是。”

“我是被敲诈了。”

“不是。”

“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

“是苏联人使我身不由己吗？”

“不是。”

“如果我不跟苏联人合作，他们会让我破产。”

“不是。”

又一次暂停。第三回合了，又轮到了莫夫。

“我说我从列宁格勒打电话给卡佳·奥拉娃，其实我并没有打。”

“不是。”

“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人拿我和卡佳·奥拉娃的关系来勒索我。”

“不是。”

“我在这次询问中，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我是美国的敌人。”

“不是。”

“我的目的是要暗中破坏美国的军备。”

“你介不介意由我来控制那玩意儿，老兄？”

“停！”莫夫说，于是在手提箱旁边的史丹利就依命停了下来，同时莫夫拿了一支铅笔在绘图纸上作了记号，“不要破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规则，布朗先生，以前有人为了甩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用了这一招。”

第四回合了，又轮到史丹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口中道出。看情势，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到黄河是不会死心的。巴雷的“不是”的口气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韵律，也有一种近乎讥讽的消极。他仍然维持着他们为他安排的坐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得这么久过。

他们又休息了，但巴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的一动不动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的下巴抬了起来，双眼紧闭，面上明显地带着笑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等问题问完，就脱口说出“不是”。但有时他又拖延许久一声不吭，结果那两个人，一个从他的指针，另一个从他的文件上，不约而同地往上看。在我看来，这两个施刑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焦虑，他们担心他们也许把眼前的这个人逼得太过分了。一直到巴雷口中终于还是说出了，一个既不算大声，也不算小声的“不是”，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他这样的坚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凡事都说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像一个年纪老迈的人预备接受岁月给他的羞辱，忍气吞声地说着“不是”？这种忍气吞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是的，不是，一直到午餐时分他们才把他松绑带离那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