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32/44页）

孤独在一开始是沉重的，就像一个人被判了刑。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无法承受。也许有人与你分担会好一些，也许这能使严重的刑罚减轻几分，无论与谁分担，即使是不相称的伙伴，或者陌生的女人。有时你也会感觉到脆弱。但这些都会过去，因为孤独会慢慢让你拥抱自己，就像是一种神秘的生命元素，就像是时间，在时间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突然间你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按着时间表发生的：首先是好奇，然后是渴望，之后是工作，最后则是孤独。而现在的你已再无所求，既不寄希望于新的女人的安慰，也不寄希望于某个朋友智慧的建议来平息你灵魂的怒火。一切的人类语言都是虚荣的，就连最睿智的语言也不例外。每种人类感受中存在那么多的自私自利、慵懒的愿望、有心机的勒索，一切都是无助无望的附属品！一旦想明白这一点，你对人便不再抱任何期望；你不会等待来自女人的帮助，你也会认识到金钱、权力与成功的可疑代价和可怕后果，你再也不想向生活索取任何东西，只想蜷缩在一角，不用人陪伴，也无须帮助或安逸，你只需倾听静谧的声音，听它在你灵魂中发出的缓慢声响，就像在时光的河流两畔……那时你便有权利离开了，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独自在教堂般的寂静中为自己的离去和死亡做准备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再次清空自己的灵魂，使之变成一种人之初的童年时代那样空灵、虔诚的模样。就在这时，拉扎尔有一天动身去了罗马。那时，我自己也正好达到孤独的节点，那一刻我必须要进行一段漫长的旅程。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能有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但是却没有。最终，或是临近终点时，人必须孑然一身，遗世独立。

不过在这之前，我娶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因为这是事情的顺序。

有一天，下午四点钟时，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妻子接的。那时她已经获知了一切，知道我正在癫狂的等待中相思成疾。她就像对待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那样对待我，已经准备好做任何牺牲。但是到了真正的时刻，她却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牺牲：她抵抗到了最后一刻，试图留住我。然而到了那时，事实已经证明，另一个女人更占上风，我也随她远走他乡。

她拿起话筒，问了一句什么。我当时正背对着电话坐在书堆当中。我能从她颤抖的声音中听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一刻就是我的等待和紧张结束的时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准备等待的那一刻。她拿着电话无声地走到我的身旁，把电话放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然后离开了房间。

“Hello[38]”，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尤迪特的声音。她讲话的方式是如此做作，就好像她已经忘记了匈牙利语怎么说一样。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火车站附近一个宾馆的地址。我放下电话，找出帽子和手套，便起身下了楼。当时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却唯独没有想过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走下这道楼梯。那时我还有汽车，车一直停在房子前面。我开车去了那家吉凶未卜的郊外旅馆。尤迪特在大厅里等着我，站在一大堆行李中间。她穿了一条方格裙子，一件淡蓝色的羊毛上衣，手上戴着昂贵的手套，头上还戴着一顶旅行帽。她是那样舒适地坐在三流旅馆的大厅里，就好像这整个场景——包括她的离去和她的归来——都只是我们讨论过的某个环节。她向我伸出手，显出一副淑女的样子。

“我应该待在这里吗？”她边问边向四周看了看，毫无疑问是指这间旅馆。看样子她是想让我来做出所有的决定。

我把钱交给门房，让他把行李搬进我的车里。她一言不发地跟我上了车，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她的行李很漂亮，一系列皮质提包，英国货，还带着并不完全熟悉的外国旅馆标签。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与她重逢的第一刻，那些漂亮的行李包是如何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扭曲的满足感。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用为尤迪特的行李箱而感到尴尬。我径直把车开到了岛上的大酒店[39]，给她订了一间房。我自己则在多瑙河畔订了房间，并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吩咐家里人把我的衣服和行李箱送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踏入过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就这样持续过了六个月，我的妻子待在家里，尤迪特住在岛上的酒店里，我自己则住在多瑙河岸边的酒店里。然后我便和妻子离婚了，并在第二天娶了尤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