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23/44页）

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许多种游戏。出去旅行之前，我让阿尔多佐·尤迪特去找这个人，让他看一看，没错，就跟去诊所看医生一样。

那天下午，尤迪特去找了拉扎尔，之后，我在当晚也见了他。“你看，”他说，“你想怎么样？现在事情都发生了。”我疑惑地听着他说。我害怕他那时候也在玩游戏。我们当时坐在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他转动着香烟的过滤嘴——他一直都是用很长的过滤嘴抽烟，因为他常常会尼古丁中毒，并且还苦思冥想一些复杂的设计和发明来使人类可以摆脱这种中毒的痛苦后果。他严肃、热切地盯着我，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担心他在戏弄我，担心这只是他新发明的一种游戏，他假装这个事情很重要，事关生死，然后他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大笑起来，就像往常很多次那样，证明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和生死攸关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科瓦奇先生”事件：只有平民才会相信宇宙是围着他们转的，星象准确无误地围绕着他的命运。我知道他把我当作市民阶层的人——但并非基于这个词鄙俗、低贱的含义，虽然这个词现在很时髦，不是的，他承认要跻身于市民阶层意味着努力，他没有鄙视我的出身、举止和信念，因为他对市民阶层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只是他认为市民阶层恰恰是毫无希望的阶层。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他说市民阶层总是想要逃离，但是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他却不愿意多说任何事情。所以，他会礼貌而果断地转换话题。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段对话。你知道，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觉就像一个病人过了很久才突然获知真相，在了解到自己所患疾病的真实病名和性质之后，回忆起过去某天下午第一次拜访名医求诊问病的场景。那位教授，那位著名的内科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采用了各种检查手段，然后礼貌地开始谈论别的话题——他问病人，有没有兴趣去旅行，是否看过新上演的摩登戏剧，而后聊起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唯独没被提及的话题，恰恰也是病人最想从他嘴里听到的。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来到这里，之所以承受检查的不适和紧张，是因为想清楚地听到医生的诊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染上了什么毛病，是常见疾病，还是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症状？莫非由于某种紧张焦虑或普通常见的感觉不佳，使我们警觉到自己的身体构造或生活节奏出现了问题？也许我们还希望某一天所有一切能恢复正常，同时还有一种微弱但又明确的疑惑，怀疑眼前这位教授已经知道真相，却不能告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等待，直到通过症状的发展、疾病表现出的危险信号或治疗方式，我们自己也能发现那位学识渊博的医生不得不在我们面前缄默的真相。而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病人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医生不仅知道这点，而且知道病人已经在怀疑病情并意识到医生对他有所隐瞒。但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唯有等待，疾病自己会陈述事实，那时候必须尽力治疗。

在尤迪特去找拉扎尔的当天晚上，我就这样悉心地听他讲述。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各种话题：罗马、新书，以及季节和文学的关系，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扬长而去。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这并不是一场游戏。我的心不安地跳动着，感觉他把我丢给了命运，从那以后我必须自己面对将会来临的一切。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对这位能对拉扎尔造成如此影响的女人萌生了一些敬意，我既尊敬她，又害怕她……几天以后，我出发了。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对于那段时间我只剩模糊的记忆。你知道，那是换幕时穿插的幕间表演。但愿我的这段回忆没有让你感到无聊。

我旅行了四年，游遍整个欧洲。我父亲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真正意义，我母亲或许知道真相，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我年轻，就像俗话所说，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那时还是和平时期……但又不是真的和平。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时期，边境尚未完全开放，但火车已经可以短时间停靠在被粉刷成各种颜色的边境哨卡。人们以一种神奇的自信与狂热忙着借长期贷款——不仅仅是个人，甚至国家也一样，更为离奇的是，他们不仅借钱，并且借到了长期贷款——而且还盖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子，那姿态就像是苦难、可怕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一样，就像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启，当一切恢复正常，他们又可以制定规划、养育孩子、放眼未来，总之关心那些个人的领地之中所有的一切，关注那些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些多余的东西。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开始旅行的，一个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世界。我不能说我在出发时和在旅途中不同地点停留时感受是绝对的安全。在欧洲，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短暂停歇的时期，我们就像某一次被突然、彻底洗劫一空的人，满腹疑虑地行动着：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全都努力表现出和蔼热诚、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但是私底下——对于任何突发的事件——我们都会握紧裤子口袋里的左轮手枪，并不时惊慌地摸索揣在上衣的内兜、位于心脏前方的钱夹。也许，这几年里使我们担忧的不只是钱包，还有我们的心脏和知觉。尽管如此，至少我们又可以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