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内特·弗农（第12/44页）

那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想起了埃德蒙德，并且决定明天下课之后，再邀他来谈一谈。或许他是在寻求额外的关注，他的指责是为了提醒我，他有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种方法我从前遇见过，埃德蒙德·阿瑟顿也不是第一个质疑我的少年。

第二天，埃德蒙德走进我的课堂的时候，我问他课后能否留下来，我们好谈一谈，他回答说：“当然，当然，当然。没问题。”然后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我问。

“没有。”他说完，坐了下来。

那天我们在探讨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争论究竟有没有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以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拥有自己的传奇，这时埃德蒙德又举起了手。

“如果宇宙吩咐你去做一件这世上其他人都会谴责的事情怎么办？”(31)

“从前有许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想想我们的开国元勋写的《独立宣言》吧，他肯定会遭到英格兰谴责的(32)，”我回答，“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那么为他人所不为也是一件好事，对吗？”他问道，“这就是你一直在这儿唠叨个没完的东西，与众不同的重要性对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从背包里抽出一根铝制的棒球杆，朝我冲了过来。

我记得自己听见了一些宛如树枝折断般的可怕声响，之后便是高声的尖叫。

我的脑袋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就已经打断了我的手肘、膝盖、小腿、前臂。接着我就跌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后来在法庭上，那个面无表情、全无悔意的埃德蒙德·阿瑟顿说，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击中我的头部，因为他希望我“记住”，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我“错误”的惩罚。

专为心理失常的男孩子开设的收容机构，支付了我的医药费——一个天文数字——还给了我一大笔钱，足够让我退休。我搬到了遥远的佛蒙特州树林里，一个我之前从没到过的地方。在经历各路媒体的围追截堵之后，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在一个很远很远，没有人会认出我的名字和面孔的地方。我之所以会这么厌世都是因为记者太无孔不入了。在那次袭击之后，我经历了很多次手术和痛苦、漫长的康复治疗。那段时间离开拐杖和轮椅，我就没法走路。因此总有狠心的记者逮着我艰难地从停车场经过的时候，把麦克风塞到我面前，问各种我无法回答、不想回答的问题。

对记者而言，我不过是能够轻易得手的猎物。佛蒙特听起来就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栋两层的林间小木屋。每天揉着疼痛的关节，以骇人的频率吞着止痛片，在这个谁也看不见我的地方，在这具残破的躯体中服刑。

“那些在埃德蒙德把我打死之前制止了他的学生，我从来没有谢过他们，”我一边点起另一支香烟，一边对着我的酒杯说，“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预谋死亡吗？是因为埃德蒙德说对了吗？说不定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平凡的学生。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想想非凡这个词语，还有我使用它的频次，几乎都有点儿好笑——就好像我是正在扮演基汀老师的罗宾·威廉姆斯。”

我打开了第二包烟，在咳出一大口痰之后，又重新开始抽了起来，琢磨着只有烟和酒搭配的饮食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要了我的命。

醉醺醺的时候，我从撞毁的卡车上取回了阿尔贝·加缪的尸体。

我待在露台上，坐在那把木制的阿迪朗达克椅子(33)里，把它横放在我的大腿上，摩挲着它僵直的后背，希望我的抚摸能让它起死回生。

“对不起，小家伙，”我对它说，“我不应该说那么多关于自杀的事情。但是约定了就要做到，对吗？说不定我们转世后会重新找到彼此。前提是，我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已然醉眼蒙眬，却依然认为一边抚摸一只已经死去的狗，一边还和它说话，是一件很病态的事。于是，在鼻涕、眼泪和烟雾中，我在壁炉里放了些木柴，把阿尔贝·加缪搁在上面，用从车棚里取来的汽油把我的朋友浇了个透，然后扔进一根火柴。

火舌高高蹿起，穿过烟囱，紧接着是一阵持续的浓密黑烟弥漫。阿尔贝·加缪的尸体发出嘶嘶、噗噗、噼噼啪啪的声响。这场景，死亡与尸体稍稍不那么让人恶心了。

“对不起。”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寒冷刺痛我的面孔和双手，泪水却灼烫了我的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