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内特·弗农（第10/44页）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就是死亡。

我完蛋了。

我向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屈服了。

终于，我昏了过去。

3

冬日的阳光吵醒了我。

阿尔贝·加缪死在副驾驶座那一侧的地板上，它就像一只狐狸的标本一样僵硬。

我拿过手杖，从卡车上下来。

发动机罩扭曲变形。前保险杠已经成了那棵粗壮参天的橡树的一部分——就像是一件首饰，一条树木的绶带。

这次我算是完了。

我住在一条沙土路的尽头。我选这栋房子，就是因为附近没有邻居，没有经过的车辆，没有过客——虽然连通外界的那条路离我的车道只有三英里远，可自从一连串的手术，把我这个跌得粉碎的家伙重新组装起来之后，我就再没走过半英里以上的距离了。

我没有电话——座机和手机都没有，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这是我的瓦尔登湖，这里是我这辈子最接近亨利·戴维·梭罗(22)的地方。

我没有朋友，从来不会访客。每次我需要杂务工帮忙的时候，都得自己开车到他家里去。把犁人和我约好，只要下雪超过了三英寸，他就会来，可我们昨晚才扫过雪，而且照我星期天看的报纸上的说法，接下来一周都没有暴风雪，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孤独地死在这里，不会有任何人设法救我。

汽油的味道非常刺鼻，我也看见卡车确实是在漏油，很可能是一条油管松脱了。我想过要把这整堆东西点着，在一团熊熊烈焰中，送阿尔贝·加缪去往它的下一个化身，仿佛它是维京狗王，而我们的卡车就是它的渡船(23)，也的确有点儿像。

但我脱下沾满呕吐物的衣服，把它们扔到我那条沙土车道两旁正在融化的雪堆上，拄着手杖走回了屋里。

我都懒得脱掉内衣就进了浴室，让滚烫的水流倾泻到自己身上，直到热水器的水箱空了为止，这时我用毛巾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仔细查看卧室里依旧开着的窗户。

“你听见或者看见什么了呢，阿尔贝？”我对着冰冷的空气问道。

我把头伸出窗外，四下张望。

什么也没有。

雪地上没有动物的脚印。

树林的边缘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我关上窗户。

我断定我的小狗可能真的自杀了，尤其是我给他取名叫阿尔贝·加缪，这么多年来还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好像是我一直在训练它，要么找到意义，要么就去死，随后又一再告诉它这世上并没有意义。还有我向它发起的那个自杀之约——它怎么能知道我昨晚的酗酒不是在实施这项约定呢？我是说，它只是一条狗，它的大脑比桃子还小。

在解决主人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件事情上，有哪只狗能配得上这么一个有分量的名字呢？

或许我给它的压力太大了。

说不定它的心脏就像一只感情的虱子，吸走我所有的焦虑、悔恨、无为和忧伤，不断膨胀，直到它那小小的贵宾犬的胸膛里再也盛装不下，直到那不可避免的破裂的预感让它再也无力承受。

我记得自己曾经读过一篇大卫·福斯特·华莱士(24)写的散文，也许是一篇对他的专访，在文章里，他说自杀就像是从一栋熊熊燃烧的摩天大楼顶层坠下——并不是跳楼不可怕，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窗口跳出去好过和我生活在一起吗？

我在无意中对阿尔贝·加缪进行情感虐待了吗？

它以前从来没有对卧室的窗户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过——那为什么昨晚会这样呢？

这些问题让我头疼。我走到厨房，又开了一瓶红酒——一瓶里奥哈(25)——又拿了一根百乐门特醇当早餐。

我倒了一杯，连味道都没尝就一饮而尽。

我又倒了一杯，试着想清楚该做些什么。

第一根烟一抽完，我就点起了第二根。

“你杀了你的狗，”我对自己说，“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的狗逼得自杀呢？”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消磨这个上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埃德蒙德·阿瑟顿，那个用棒球杆打断了我的骨头，终结了我教师生涯的孩子。

有半年的时间，埃德蒙德·阿瑟顿一直紧贴着教室右侧的墙壁坐着，头顶上挂着一张托妮·莫里森(26)的黑白照片。班上的其他同学讨论赫尔曼·黑塞、莎士比亚、弗兰茨·卡夫卡、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尔贝·加缪、伊凡·屠格涅夫、保罗·科埃略(27)和其他那么多作家的时候，他从来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