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采奏鸣曲（第18/33页）

“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子，总是处在一团迷雾之中，看不清我们自己的处境。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一直过到老，到死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一辈子过得不错，即使不特别好，但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那种极端的不幸和使人恶心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恨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像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无论是关于别人，还是关于自己，对这一点我都不了解。

“说起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少巧合的事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发出一两下他特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一种强压下去的哭声。火车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半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出去了。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得出了神，没有发觉他已经从车厢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说话常常说个没完。”他又开始说道，“我反复地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在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这个人和那个人，去拜访某某人和某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给自己、给这个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空虚得不能再空虚。您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由于两个人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痛苦也感觉到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特别多：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要布置新居，还有就是从城里到乡下，从乡下到城里来回奔波。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起先谁都没有注意它，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混蛋医生就让她不要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轻率而又顽固地坚持这样做，我只好屈服。为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辩护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不存在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抚养一个孩子很吃力，但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妻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也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份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个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故意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解的必要。如今受过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淫乱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根本没有良心了，除非是社会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违背：丝毫也不需要对社会感到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巴夫洛芙娜如此，伊凡·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群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婴儿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应当坐监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