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6/14页）

我不知道耶斯佩尔是不是相信了我的解释，可能不太信，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能碰上他还是很幸运，因为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就在当地，认识“几个人”，他有自己的关系，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知道如何查找资料。他说起“线人”（“我的线人这么说”）和“珍贵的信息”，但我无论如何也没看出有什么进展。我不是很喜欢打电话，但是跟耶斯佩尔通电话很轻松。两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把他们国家的警察局和档案馆整个筛了一遍，包括法医学院，国家尸体剖验中心，皇家档案馆。直到9月23日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知道那个“溺亡者博物馆”在什么地方了。问题只是在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既不是受委托进行研究，也不能提供亲属证明。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克鲁索曾经说过。

“他们不交出尸体。”克鲁索曾经说过。

一大早，我的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从火车站步行到我住的旅馆只要三分钟。从站前广场上留出的一大片空洞里能看见下面的隧道，里面的轨道向北延伸。几辆自行车倒在轨道旁的碎石上，有人把它们扔了下去（从甲板上丢出去）。道床上到处都是垃圾，跟旁边的广场一比，更是显出古怪的破败相，就好像那里已经不怎么有火车经过，或者这些轨道是通向另外一个地下的丹麦，一个再没有任何人想去的地方。

我们约在下午见面，这个时间是耶斯佩尔跟他的线人定的。天很冷，空气中挂着细密的，几乎看不见的雨。市政厅广场上，几个印第安人在演奏音乐。那个头领的羽毛装饰一直垂到脚面。他戴着红色的手套，穿一件人造毛呢夹克。我试着让自己沉浸在音乐中，但就一会儿而已，我没有那么多耐心。我转过弯，找到一条能迈开大步走的背街。没多久，这条路前面就豁然出现一个广场。我随便找了一家餐馆走进去，它的名字叫斯堪的咖啡。自助午餐69克朗。斯堪的咖啡还不错，但也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天花板上垂着波浪形的金属条，反射出下面咖啡馆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桌子上点着防风的蜡烛，就像是放在厚重的红酒杯里的航迹灯。我坐在靠窗的地方，能够看见外面。天空低垂，天色相对于这个时间来说有点太暗了。我的航迹灯开始跳动，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风。我朝四下里看去，明白了：我背后，一个传菜升降机打开了口。我坐到桌子的另外一头，眼睛紧紧盯着那两个活门。服务员将它们猛地合住，然后再把升降机放下去。这个口上面有个牌子，我看到上面写着：禁止乘坐。

我想起自己在岛上度过的最后一天，想起自己如何放掉克劳斯纳暖气里的黑水，锁上窗叶板，关上扎啤机上的充气口，把二氧化碳瓶上的接头取下来擦干净。从外面关上通向平台的门时，听够听见里面维奥拉的声音，德意志广播电台。那就好像我抛弃了什么人。更加艰难，更加决绝。

我们碰面的地方在警察广场14号，哥本哈根V，1780，皇家警察，也就是丹麦皇家警察局的主楼，这里也被称为Politigården[8]，在市中心的西南边。由于我是从相反的方向到广场上的，所以得先绕着整栋楼转一圈。

Politigården是一个堡垒，一栋四层的碉堡，外形像一个钝头的楔子。这是一个古老的建筑群，不论规模还是明亮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我还从没见过类似的建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几乎同时，我心中也涌起谦卑和郑重的情绪，双膝发软。

就像是应激反应一样，我换到了马路的另一边。马路上方挂着几盏生了锈的漏斗形的灯，没有树，奇怪的是也没有车，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他们就躺在那下面，在地底，某个地下室里，在权力的地基中。这栋楼就修建在那上面，这个水泥的宇宙飞船，有一点很清楚，只要愿意，这艘船能吞没地球上的一切，包括那些死去的人，包括死亡……当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想法。

“我有他的号码。”耶斯佩尔在上一封邮件里告诉我说。耶斯佩尔的线人是丹麦皇家警察刑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是“跟这些档案有关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强调说，肯定知道这个，肯定清楚这些事的“失踪部”里“三个人中的一个”。我觉得耶斯佩尔给失踪人员办公室名称的这个翻译从各个角度看都很合适。这个失踪部就是我们要开始搜寻的地方，经历过之前所有的迂回曲折，这是其中最关键的信息。

在电话里，耶斯佩尔就已经给我讲过档案馆的分类原则：失踪部收录的不光是那些失踪的人，也收录所有没有姓名的死者。就算有人知道，或者像默恩岛港务长那样，因为熟悉洋流，所以能够很确定地判断说海滩上或者渔网里的那些残躯是东德的逃亡者，也从来没有过专门的名单，不会额外增加来源地一栏，没有备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档案馆里从来没存在过，不在它的分类名录、证物和死者名单中。在王国境内的发现时间和发现地点才是依据，一切都是按照这个依据来整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再次被淹没了，那些死者，这次是沉没在无名者、失踪者、不明情况者的海洋中——失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