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5/14页）

我先是给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写了信，法医病理学部，彩色的停尸楼。答复马上就来了，上面说，我在信里写到的是一些“很有趣，很神秘的事件”，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帮我。所有的解剖都是由警方授权进行的，只有他们才有权调用解剖报告。所以，他们不得不请我去找西兰岛南部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的警察局，奈斯特维兹，公园街50号，信的署名是汉斯·彼得·霍根教授，国家级尸体剖验员，不是索伦森，那个人现在恐怕已经退休了。在一个会说丹麦语的朋友的帮助下，我重新写了一封尽可能详细的问询信，这次，答复同样来得很快。南海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警察局秘书处的阿兰·拉蓬伯格说，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并没有我所描述的那类案件的档案，这个地区覆盖了丹麦南部三分之二的海岸线。他的信后面附着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库尔特·汉森·罗伊的说明，说明里写道：“我向年纪较大的同事询问过，他们在相关时间段内在此地供职。警方显然并未接手过此类案件，应该也没有人报告过死亡事件。这一点证明了港务长提供的信息，这些死者应该是被送到了法医学院。沃尔丁堡[5]的警察档案馆里并没有东德时期的死者档案。”尽管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的说法让我非常意外，我还是决定不再找霍根教授，而是给很多不同的地方写了信，实际上很盲目，无非就是认为（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找到某个知情人，告诉我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那些无名死者现在何处，至少是不断出现在遇难者名单里的那15个人。

我写信给哥本哈根的圣彼得德国教堂，写给IEDF，即“东德逃亡者利益联盟”，写给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写给柏林的柏林墙博物馆（“8月13日[6]研究小组”，位于查理检查站旁边），还包括曾经提到过这些遇难的逃亡者的各种网站，其中几个提到过15这个数字，没有日期，没有年份，只说最后下落不明。我不由思考起这些人的存在，就好像他们是可能存在的。我眼前出现籍里柯[7]的画，这就是说，我想着这些死去的人时，就好像他们是活着的一样，就好像一切都还存在于他们的残躯之中：欲望和需求，孤独和绝望。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这个你以前知道吗？”

“但是不会有人来，不会有人，永远不会有。”

简短地说，询问结果并不乐观，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相互矛盾的信息越积越多。我费力地在网站那个“联系我们”栏里就像给小学生用的一样的小格里打进去问题，但网站的运营者并没有回答。哥本哈根的德国主任牧师刚上任，他许诺说会问问教区委员会里最年长的那些人。“关于那些死者的埋葬地，您应该到丹麦的海岸警卫队去寻找线索。”IEDF这样写道。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分馆的福尔克尔·霍费尔博士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关于那15个无名的死者，他却并不知道什么。他说这个数字（15）依据的恐怕是内政部“防御”司的丹麦专家的说法，但是很遗憾，他跟那边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柏林墙博物馆的亚历山德拉·希尔德布兰特写来电子邮件：他们博物馆现在也正试图弄清那些埋葬在主教山的遇难者的姓名。“根据我的调查，我们圣彼得教堂里并没有跟这些东德逃亡者相关的资料。”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的委员伍尔夫·D.瓦特杨写信说。沃尔夫冈·迈尔博士受IEDF的委托写信来，建议我去找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问一问。

海岸警卫队，参赞还是内政部？

德国使馆的答复来自外交部工作人员奥拉夫·伊费森：“我今天去了主教山的公墓管理处，但很遗憾，他们并不能提供跟这些无名的东德逃亡者有关的信息。”我的问题刚提出一天，伊费森就去了公墓的管理处。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委员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说他也问过主教山公墓——但没有埋葬那些人的记录，死者登记簿上没有记录。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不光是我，影片中的那个丹麦年轻人也弄错了——那些无名的死者并不在主教山，既不在阵亡战士墓的青铜碑下面，也不在旁边那片柔软的草地下面。

使馆秘书提出帮我跟耶斯佩尔·克莱门森联系一下，他是丹麦的电视台记者，曾经报道过波罗的海的逃亡事件，也就此拍过几部片子。两个小时之后，他的答复来了：“耶斯佩尔·C的答复里说，他能够讲流利的德语，并且很希望您能够直接跟他联系。”正是伊费森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帮助使我找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人。

我希望能给耶斯佩尔·克莱门森留下一个严谨的印象，而不是被他当成一个偏执的疯子。但像我既没有机构也没有正式委托就满世界打电话写邮件问那些死者的事，这种危险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只字没提索尼娅或者克鲁索，而是表达得更为模糊一些——一个无需过多解释，显得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理由。话都是现成的，就像纪念碑上的铭文：还死者一个身份，打破统计数字的匿名性，不使他们悲惨的命运被人遗忘等等。所有这些听上去分量已经足够，而且也不可能是假的。（你就是要找索尼娅，实际你找的就是G，因为你这一生也不会，永远也不可能放下这件事——提什么诺言。）（对死者的想念，你曾经这样说过，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