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第12/15页）

摩尔斯第一个开始为卢浮宫收集画作在这些排列中最大的，也是卢浮宫中最大的画作，是16世纪威尼斯的保罗·委罗内塞描绘基督第一个奇迹的里程碑作品《迦拿的婚宴》。要把这些艺术精品都以缩略的形式汇于一幅作品之中，本身就是一种绝技。如果人们按从左到右的习惯观赏的话，那么最左边墙上的作品就排第一了。

还有重要的一点，摩尔斯挑选的38幅作品中的16幅，包括艺术巨匠委罗内塞的画，几乎占了一半，都是宗教主题的。这也表现了摩尔斯对宗教的虔诚。

许多天，当临摹挂在最高处的画作，用画家的话来说，就是挂在“天际处”的画作时，他都置身于离地面10~12英尺的高处劳作。更有意思的是，在从事这项他事业中最大的工程时，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使用小画笔在画布上进行微缩处理。

他非常在意能否及时完成，决定把主要精力花在临摹上，因为这项工作只能在卢浮宫进行。等回纽约之后他，再为里面的每幅画配上边框。

经过霍乱肆行的考验，库柏和摩尔斯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库柏能够敏感地感受到摩尔斯工作的巨大压力。他不断赞扬和鼓励摩尔斯，甚至还暗示，一旦作品完成，他会买下来。至少摩尔斯的印象是这样的。

有一段时间，库柏遭受了很尖刻的批评，摩尔斯觉得很不公平。麻烦始于库柏出版的名为《美国人的观念》一书，这是他在巴黎写的一本小说。小说是以一位当拉法耶特访美时在美国旅行的英国人的语气写的一系列书信。库柏写这部书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拉法耶特，但主要还是为了纠正许多英国人和欧洲人对他的国家的一些误解。这本书不是库柏的上乘之作，文风僵化，说教意味明显，对自己的国家和“美国梦”过分赞誉。当真正的英国作家在美国旅行，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时，库柏的书在大西洋两岸都引发了争议。

最为尖刻和猛烈的讽刺也出现在多灾多难的1832年春天，而且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人的国内风度》描写了在新大陆欢闹的讽刺之旅，作者弗朗西斯·特罗洛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情况。她对美国人的用餐方式大加嘲笑，说他们“完全没有别的国家的人吃饭时的礼仪，手抓牙啃，狼吞虎咽”。她在最后一章说她不喜欢美国人：“我不喜欢他们的原则，不喜欢他们的举止，不喜欢他们的看法。”她的书，以及像《爱丁堡评论》之类的出版物上经常发表的一些反美的势利言论，再加上美国本国的批评意见，让库柏无比恼火。为了反击，库柏就愈加吹嘘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豪，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而且还对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弱点表示蔑视。

正如纳撒尼尔·威利斯观察到库柏粗俗的长相并不能代表这个人的个性一样，摩尔斯也觉得库柏及其观点应当有必要在国内和欧洲进行解释。他了解这个人，他了解库柏对巴黎怀有的敬意。“他的思想大胆、新颖、独立，完全是美国人的。”摩尔斯写信给他在纽约的弟弟们，他们创立了一家宗教报纸《纽约观察者》。

他热烈地爱着他的祖国及其原则……我非常钦佩他声称自己是美国人时候的自豪……我不知道美国人面对欧洲的那种人为的等级制度时，有什么理由不感到自豪呢？我们没有贵族阶层，没有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哄欧洲那些不成熟的人高兴的玩意儿……

摩尔斯又累又生气。

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屈尊”，美国的绅士和欧洲任何的称号或头衔都是平等的，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库柏看到了这种分等级的荒谬性，他宣称自己的头衔是美国人，并坚持这个称谓。我相信他是纯粹出于爱国之心，这样的人值得得到他同胞的支持和尊重……

威利斯觉得自己被认为是库柏圈子里的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他说，美国人“和这位天才相比，每天都会感觉自己的爱国热情不够高”。威利斯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决定该离开巴黎，继续旅行了，下一站是意大利。他写道：“对我来说，巴黎是家，要离开这里，我心情沉重。”

摩尔斯一直在工作，瘟疫退去了，人们回来看这位美国画家和他的作品。世界著名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来观看，并和摩尔斯进行了交谈，这在整个欧洲这代表了最大的荣耀。

摩尔斯写道，他“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找到我”。

到了夏初，霍乱袭击了纽约，在巴黎的势头减弱了一些。不过，这绝不像某些人想的那样，危险过去了。巴黎已经有12000人死于霍乱。等到夏季结束，这6个月的时间里，死亡数字增加到18000人，比整个“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都要多。根据保存下来的记录，没有美国人死于巴黎的霍乱，而在纽约，这场流行病夺去了3515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