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第14/15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画的角上是他的朋友库柏。他高高的个子，就像那顶布列塔尼尖顶帽一样起着标示的作用。他标示的是文明的绅士，他在谈论着他所见到的和欣赏的伟大艺术品。另外，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名人，库柏也给作者提供了民族自豪感。

将正在侧脸听着父亲评论的苏·库柏画在画上，摩尔斯也许在暗示，他和苏有罗曼蒂克的关系，即使没有的话，也本应该有。

摩尔斯场景中的十个人物中，有六个，也就是一大半，是美国人——他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在巴黎的美国人。其中，包括那个孩子，有六个人是女性，这表明了摩尔斯鼓励妇女发挥她们的艺术天赋。

可以说，在所有的画作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每一个因素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艺术家选择省去了什么，也是理解其完成作品的重要依据。在摩尔斯的方厅里，没有法国贵族、士兵、神父。这是摩尔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这些人到处都有，他们会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和聚会上，在卢浮宫也一样常见。

和库柏一样，摩尔斯对巴黎社会的“华而不实”不感兴趣。他和查尔斯·萨姆纳一样不喜欢到处都见到士兵。摩尔斯的欧洲之旅强化了他从小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对任何和天主教会相关的东西，包括对天主教的神父都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在罗马，他在笔记本上写道，这些天主教神父“在赌博消磨时光”，他们“衣冠不整，有辱风景”，他参加的天主教仪式里有“无数的鞠躬屈膝和香烟缭绕”。他在进入天主教堂时愿意脱帽，但在大街上遇到宗教活动游行时，他不愿意脱帽。他写道：“如果只是一种礼节的话，我不反对。但在我看来是偶像崇拜的活动，在大街上，我当然不会赞成的……没人有权干涉我拥有良知的权利。”

一次，在罗马的大街上，宗教游行队伍经过时，摩尔斯没有脱帽。当时，一个士兵——红衣主教的卫兵，用枪杆打掉了摩尔斯的帽子，并辱骂了他。后来想起这件事，摩尔斯觉得他不怪那位士兵——一种宗教会驱使人做出无法理喻的事情。

除了贵族、士兵和神父以外，他还选择了忽略巴黎中上层社会的人，也就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或众多的欧洲游客，他们是常规人流中的主力。正如他在内景图里从博物馆的一千多幅作品中挑选出了自己喜爱的作品一样，他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了画上的游客。

画中也没有一点儿迹象显示当时在博物馆之外死神正大发淫威，没有显示画里中间台阶上的人内心正备受煎熬。相反，作品给人一种安全、舒适的感觉。没有冷酷和威胁，画作在方厅的深红色墙壁上洋溢着热情，从画廊的穹顶洒下了一缕阳光来看，充满着希望。

库柏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都在场，陪伴着摩尔斯。“他每天都在画廊陪我度过两三个小时（这是他放松的时间），一直这样。”摩尔斯在7月中旬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当时一天就有二百多人死于霍乱。

不久之后，库柏和家人出发去德国和瑞士短期旅行，终于松了一口气，把巴黎抛在了身后。库柏常常给摩尔斯写信，描述他和家人的所见，还有苏珊·库柏健康状况的好转。他希望摩尔斯能留在巴黎，等到来年春天，他们可以一起乘船回国。

不过，摩尔斯已经做出了决定。等库柏一家10月中旬返回巴黎时，摩尔斯已经走了。他在卢浮宫的工作收尾了，他的事情做完了，他和拉法耶特深情告别。10月6日，他从勒阿弗尔港乘坐美国小邮轮“萨丽”号启航，而《卢浮宫画廊》被安全地放在了甲板下面。

四

摩尔斯带回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受巴黎之外人们传递信息系统的启发，类似于旗语，即使用机器操纵的装置在相距6英里的高塔顶上摆动，用望远镜来读取信息。这种方法在晴朗的天气里效果很好，但雾天、雨天和晚上不能用。人们第一次用“telegraph”这个词来指这个法国通讯系统。

摩尔斯后来说，他第一次提到可能用电来进行远程通讯是在“萨丽”号回国的旅途中。他回忆道“使用电线作为通讯手段的想法”产生的方式、地点和时刻，仿佛是“一下子进入了我的头脑”。据库柏和家人的说法，摩尔斯在1832年春天，离开巴黎之前的好几个月就经常在晚间的聊天中提到这个想法。“我承认我当时认为这种想法是空想。”库柏后来告诉摩尔斯：“我一直认为你是头脑清楚、具有常识的人，认为一个画家有时会胡思乱想放松一下头脑。”

理查德·哈伯山姆也记得他们一起在屋子里度过的时光，听摩尔斯说起法国的远程通讯太慢了，还有摩尔斯曾邀请一位法国专家，向他请教法国这种通讯系统的细节。哈伯山姆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