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第10/15页）

1826年，霍乱开始沿着古老的贸易之路向欧洲蔓延。到1830年，它到达了莫斯科、波兰，1831年到了维也纳。这时，许多巴黎人开始担心。

1832年3月28日，星期三，在下午报以及晚报中，在发往伦敦和纽约的邮件中，巴黎出现了“霍乱”这个词。有10个人被送往了位于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主恩医院，这是西岱岛主要的医院。有7个人死了。“38位医疗人员和公共事务部”观察了对5具尸体的解剖，这已经确定无疑。

这种疾病带来的恐怖在于其凶猛和残酷。染病之人先是感到强烈腹痛，接下去就是呕吐、痉挛和剧烈的腹泻。病人的脸色发紫，直出冷汗，眼球突出，嘴唇和指甲发青。纳撒尼尔·威利斯冒充医生进入主恩医院，他描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士抽风的样子：“她的眼睛从眼眶中鼓出来，口吐白沫，脸色是吓人的青紫色。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样子。”

医学院的学生小詹姆斯·杰克逊见到了一个病人的死亡，这个人被人叫做“小衣橱”，是个收旧货的商人。他从笔记记录中抽取了一些情景，给他父亲描述了尸体解剖中的所见：

胃里有一夸脱红色的液体……小肠里有大量的红色液体……这些小肠中的红色液体有一股酸味，就像没有消化的蔬菜类食物的呕吐物一样……动脉中有大量的黑血……

4月2日，报告有735例病例，100人死亡。给《纽约晚邮报》的一个急件上写道：“大批的人开始离开巴黎。”而这个急件等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美国。

小杰克逊写道，这是“一种最吓人的疾病”。他和几乎每一个美国医生一样，从未见过霍乱。走进主恩医院的一间病房，他看到了50多个病人并排躺着，“几乎像走进了解剖室，许多人除了还有呼吸表示有生命特征之外，看不出还活着，情况很是糟糕”。杰克逊的同学阿士贝尔·史密斯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的官方公告中说昨天发现了1020例新病例……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问讯父母的消息，结果发现他们……一起躺在了停尸间，一丝不挂，在一堆尸体之中。疾病迅速向各个方向扩散，人们惊恐万分，美国人几乎全都离开了这座城市。

几个月前，杰克逊的父亲告诉他，如果霍乱传到巴黎的话，他必须“立即逃离”。他回信问道：“如果这种疾病有一天传到我们国家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我何不乘此机会见识一下它的狰容呢？”杰克逊从未违背过他父亲的意愿，但现在写信说他要留下，希望父亲理解自己，其他几位美国学医的学生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包括史密斯。杰克逊继续写道：

我们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医生，都一定得留下来看看这种疾病。作为医生，你懂得这种感觉；作为父亲，你害怕。而对我来说，我承认，至少在努力了解这种生命破坏者的本质及其最好的应对措施之前，我是不愿意回到美国的。

普遍的认识是瘴气——从腐烂的垃圾以及人类的污物中产生的污秽和毒气，是这种疾病的携带者，就像疟疾和黄热病的传播一样。就像海风有益健康一样，城市贫民窟中的毒气可能是致命的。这样霍乱就被认为是一种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疾病，那些生活在城市干净、空气新鲜地方的人们据说会远离这个灾祸。

实际上，当时没有人知道霍乱的病因，或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它。杰克逊承认：“医生也处于完全没有把握的状态，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

几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了这种病的真正起因，是由一种叫做霍乱病菌的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主要存在于污染的水中，有时在污染的食物中，通过口腔进入到人体，迅速攻击小肠。约有一半的死者经过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死于脱水。

巴黎的死亡人数在上升。有谣传说政府在秘密给穷人下毒。愤怒的人群冲上通往西岱岛的各座大桥，包围了主恩医院，发誓要报复。许多人不解，怎么会呢？像中世纪的瘟疫那样的东西竟然可以袭击如此大的现代文明和学识之都？

4月12日，詹姆斯·库柏判断这场流行病最可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他大大地错了。病魔还在肆虐，而且其带来的痛苦已经传遍了巴黎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库柏所在的、原来被认为是安全的圣日尔曼区也受到了影响。苏珊·库柏惊恐地写道：“瘟疫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的附近就有多起死亡。”

我亲眼见到了两个病例，一例是我们门房的妹妹，她来这儿看他时，据认为就已经染病了。还有一例是我们宾馆门口卖火柴的一个可怜的女人，库柏先生让人把她搀进院子，我们照料她，直到她被送到医院，恐怕她死在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