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9/19页）

然而，科尔内留没有涉及那个最大的罪名，他也许是要把这个罪名留在我的档案上：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里，有一个职业政工的生日是1月26日，他建议党应该把“好运”（即赢得彩票的机会）秘密地透露给“可敬的工人阶级”。即使是科尔内留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也不敢在他的文章中揭露我对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表现出来的大不敬，他的生日也是1月26日，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穷尽虚伪和奉承之能事，整个国家都要行使这样的义务。

科尔内留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从我的小说中引用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去愚弄那个在世界上徘徊的被称为‘厌倦’的幽灵吧。”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他对《共产党宣言》开首句的阐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那个幽灵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在诺曼·马内阿那里，共产主义变成了‘厌倦’。”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现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在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尽量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不管是在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深深的忧虑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就像那次访谈发表之前和之后我的心中都充满恐惧一样。我知道，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太多的“严肃”会显得很可笑。我希望那种侵袭着我的无用感完全不同于空虚感，我努力用讽刺表达着我的哀伤，用嘲讽表达我的恐惧。

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极权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暴君的面具审视着每个角落。在极权制度这个大马戏团的每面墙上，我们都能看到小丑的画像，他露出胜利者得意的笑容，嘲笑着那个拒绝和他保持一致的傻瓜奥古斯特。

门关上了。我等待着电梯的声音。那个安全局官员肯定是走下去了。我等待着。如果他回来怎么办？如果他的扣子又掉了怎么办？我知道线的质量不怎么样，可能禁不起他那么大踏步地下楼。如果他突然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怎么办？如果他刚才忘了表明真正的目的怎么办？往往在猎物放松下来，以为已经轻松过关的时候，致命的打击就会从天而降。但是，他确实没有回来。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城里四处溜达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把那次愚蠢的会面想得过于复杂了？我无法忘记，有好几个月我每天买报纸，就是想看看到底还潜藏着什么新的危险。是我太夸大那些仇恨和肮脏的言辞了吗？

我不想待在当局用来孤立我的那个种族角落里。那个战争结束后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忘却记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四十年之后，难道我还要再当一次受害者吗？我不能容忍。我怀疑那些用自己的痛苦赚钱的人，我更讨厌那些造成这些痛苦的人。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经写道：“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不论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或是成年以后，有很多次我都触摸到了痛苦的最深处。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英人物”，我不需要为了厘清思想重新再经历那些痛苦。但是安全局来的那个人把新老问题都放到了我面前。也许在集中营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罗马尼亚不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中营吗？），所有人的境遇都非常糟糕，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囚徒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的侮辱，但是……卫兵会把某个人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追得眼神不济的囚徒四处乱跑。他可能会摔倒，会不知所措，而残忍的人群会在一旁大笑。在普遍的大灾难面前，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痛苦（即使是在集体悲剧里，痛苦不是个体的，又能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已经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更加难以忍受？是的，那是在你察觉到还有更多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