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妇女时代（第11/14页）

他的家族起初于一九一一年在德里开设了一家印刷厂，所以在印刷业里，他算是有点家传背景。就像其他行业里的印度人，看起来在独立之后绽放的才华是在先前一两代逐渐成熟的。他的家族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但他最远只能追溯到他的曾祖父。一九一六年他在曾祖父家里出生，一直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出生于大起义前不久，或许是一八五四年，就是他传下了他们家在一八五七年英军围攻德里时弃家而逃的故事。

关于这位祖先有一项较明确的记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受雇于英国辞典编纂者费伦博士。费伦博士当时正在编一部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三语辞典，而维希瓦·纳特的这位祖先曾和费伦博士一起到北印度各地，记录他们听到的单字和词组。

维希瓦·纳特的办公室里，就在他背后，有一个从橱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费伦博士的《辞典》——重新装订过了——就在那个书柜的一个架子上。它有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每页将近四开大小，十英寸长七英寸宽：《印度斯坦文英文新辞典，附印度斯坦文学与民间传说引例》，S.W.费伦博士编，一八七九年由伦敦Trubner & Co.及巴纳拉斯E.J.Lazarus & Co.出版。每一个词条都以三种语言、三种字体列出，印地语或乌尔都语的发音都以英语的近似音表示。

所以，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印度之旅才二十年后，又有了这另一个英国人的旅程，行经某些相同的地区，又有了这不可能充分得到报酬的另一项大工程。在费伦博士的序里，他向维希瓦·纳特这位学者型祖先致谢，他是“德里的塔库尔·达斯导师”。

事实上，塔库尔·达斯在大约三十年后向费伦博士买下了《辞典》的版权。他想要重印这部辞典。这是他在一九一一年买下一家印刷厂的原因之一。如维希瓦·纳特所说，那一年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一年英治印度的首都也迁离加尔各答，新德里的基础同时奠立了起来。但是塔库尔·达斯并没有重印那本《辞典》，他几乎才买下印刷厂就死了。于是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必须照料那家印刷厂的成立事宜和商务运作。排印《辞典》一定是一件极其费力的工作，而且会血本无归。维希瓦·纳特说：“每一个字母，包括印地字母、英文字母及乌尔都字母，都必须用手排版。印刷厂只好靠别的工作来维持下去。”排印《辞典》的事被搁置一旁，目前他们家族只剩维希瓦·纳特办公室玻璃书柜中的那一本。

维希瓦·纳特说：“现在它已经过了版权期限，据说，有人出版了影印本。”

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在一九一七年流行性感冒时疫中去世。就在那时，他父亲和叔公接管了印刷厂。他们是个正统印度教家族。“一个大家族，大家住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家族里有摩擦。“家族内有分裂。到一九三九年，印刷厂几乎结束营业了。我想在那家印刷厂工作，但是我看到他们总是吵来吵去。所以我自己出来，拿到了会计师执照，不过我从来没有执过业。我重新开了一家印刷厂——靠我自己，没有靠其他家人。那时我二十二岁。”

我问他当时的德里是什么样的。

“很悠闲自在，在战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这座城市都在睡觉。印度政府过去从四月到九月会迁往西姆拉——去避暑。新德里几乎成了空城。每个人都放轻松，白天睡觉，悠闲地做事。”

政治呢？甘地呢？

“我在一九三○年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十四岁。“我想进监狱，但我尚未成年。他们不会逮捕我。那是在进占盐场示威期间。甘地很有招数，我称之为招数。进占盐场是个招数，但那是必要的。我们没有武器。他下乡去村里，到处唤醒群众。进占盐场示威确实鼓动起了整个国家。我记得甘地抵达丹地海边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在德里街上用咸井水制盐。我们说，‘我们粉碎了盐法’。从制盐那天我开始穿‘卡迪’，就是手织土布。到今天还是。

“进占盐场示威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游行。那是德里及北印度各处的妇女第一次走到屋外，走出闺房。我有一些亲戚被逮捕了。我叔叔坐了六个月的牢；他后来在尼赫鲁政府里当部长。”

也是在那时候，“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他开始有了从事出版业的念头。他喜欢阅读，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书报杂志上。

“我常往出版社跑，用手排铅字，只是为了好玩。我父亲喜欢搞印刷，我也很喜欢搞印刷。我十一岁读八年级时便决定要出版杂志。”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情况。在殖民时代的特立尼达，在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我产生了——大抵上是经由当记者的父亲——一种对印刷、字母形状及不同字体铅字的喜爱，一种对手稿排版后文字之转变方式的惊奇。出于对那种过程的喜爱，我决定成为作家，至于要写什么，我或许不像维希瓦·纳特——在三十年代印度的动荡不安中——对他要出版的杂志那么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