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是在阿勒颇……”(1)（第4/5页）

要回到她最初解释为何姗姗来迟的说法上得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点点细说下来太啰嗦。我没有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我独来独往。她经常会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也常带点她以为我会喜欢的小东西再出现——一把樱桃，三支名贵香烟，诸如此类——对我就像护士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康复期病人，平平静静地来来去去，一言不发，只是悉心照料。我俩共同的朋友中绝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访了，因为他们对我办护照的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似乎对我隐隐有了敌意。我写了几首诗，喝掉了所有能够到手的酒。一天，我将她搂在我充满渴望的胸前，我们便去卡布尔住了一周，躺在狭窄的海滩边粉红色的小圆石子上。说来奇怪，我们的新关系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隐隐感到一股钻心的哀伤，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变化，我终于从一间又暗又热的办公室出来，颤抖的双手中捧着两本厚厚的出境证。这东西里面适时地注入了美国血清，我飞快地赶往马赛，设法买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楼梯。我看见桌上一只杯中插着一枝玫瑰——美得鲜亮，白里透红，花茎上有在水里养了些时候的气泡。她的两件替换裙装不见了，她的梳子不见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见了，她当帽子用的那条打着紫红色蝴蝶结的紫红色发带也不见了。枕头上没有别上便条，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有那枝玫瑰，但那东西只不过是法国打油诗人所谓的une cheville(9) 罢了。

我上韦雷坦尼科夫家，他们无可奉告。到海尔曼家，他们守口如瓶。再往埃拉金家，他们拿不准该不该告诉我。最后还是那位老太太——你知道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在关键时刻是个什么样子——她要来她专用的那根垫了橡皮的拐杖，从她最爱坐的扶手椅中沉重却精神矍铄地抬起她庞大的身躯，领着我进了花园。到花园里，她告诉我，她年岁长我两倍，凭此她有权说我是个欺负弱小的无赖。

你必须想想当时的场景：铺着小石子的小花园，里面摆着一只《一千零一夜》中说到的蓝色瓷瓶，长着一棵孤独的柏树；一个裂了缝的平台，想当年老太太的父亲从诺夫哥罗德州州长任上退休后，到尼斯过了最后几晚，膝上盖着毯子在平台上打盹。淡淡的碧空；渐浓的暮色中一丝香草气息；蟋蟀发出金属般的颤声，调门高出中音C两个八度；再就是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正冲我一顿臭骂，激动得脸颊上的皱褶突突晃动。她像母亲一样教训我，却大大冤枉了我。

我亲爱的弗，就在前几个星期，我那幽灵般的妻子还独自拜访过我俩都认识的三四户人家。每次去时，她都往那些好心人急不可耐的耳朵里灌输一个离奇故事。故事说，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法国青年，他能给她一个带塔楼的家，让她姓一个贵族的姓。所以她向我提出离婚，遭我拒绝。她还说，事实上我说过我宁肯开枪杀了她，然后自尽，也不愿意独自去纽约。她还说她说过她父亲曾遇上类似的情况，却表现出君子风度，我则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cocu de père(10) 。

还有大量这类荒谬细节——但都以奇异的方式串联起来，难怪老太太要我发誓决不端着上膛的枪去追寻那对情侣。她说他们已经住进洛泽尔省的一座城堡。我问她可曾亲眼见过那男人。没有，不过她见过那人的照片。我正准备告辞，情绪已经稍显放松、甚至伸出五指让我吻别的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突然又发作起来，用拐杖敲着石子，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道：“可是有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她的那条狗，离开巴黎前是你亲手勒死了那可怜的畜生。”

究竟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变成了旅游推销员，还是变过来的人又变了回去，抑或他两者皆非，只是我们结婚前追求过她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俄国人——现在这一切绝对是无关紧要的了。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是把找她等她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情从头再做一遍，那我就是个傻瓜。

一次漫长郁闷的航程中，第四天早晨我在甲板上遇见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老医生，我在巴黎和他下过棋。他问我，海上风浪大，我妻子是否很不舒服。我回答说我是独自航行。他一听面露迷惑，接着说他在上船前一两天还见过她，也就是在马赛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觉得是在随便闲逛。她说过一会儿我会带着行李和船票来和她一起上船。

我想，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点睛之处——只是换你来写的话，最好别把他写成医生，因为这太老套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她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还有一事我要告诉你。我刚到时，就急于满足某种病态的好奇心：按她给过我的那个地址找过她一次，结果那是两栋办公楼之间一个无名的空隙。我在电话簿中查找她叔父的名字，电话簿里没有这个人；我又到处打听，无事不知的盖科告诉我，此人和他那位特别喜欢马的妻子倒是的确存在，但他们的聋哑小女儿死后，两人就搬到旧金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