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是在阿勒颇……”(1)（第3/5页）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 (6) 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请注意，就在这种审讯逼问的间歇期间，我们也在尽力从那些办事不力的部门办出必要的文件来。有了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办第三种文件。有了这第三种文件，就等于得到一块垫脚石，借此垫脚石可以拿到一个许可证，持有此证就可以申办一些别的文件。持证人凭借这些别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发现这事原来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即使我能想象出那种反复出现的邪恶场景，我却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那些场景像长着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凶狠地抓住妻子逼问时，她的柔软肢体却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瘫倒在我紧抓她的手掌中。

就这样余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连续好多个钟头在有关部门等候，填表，和已经摸清了各类签证五脏六腑的朋友交换意见，向那些办事员哀求，再填表，结果是她那位健壮能干的旅行推销员的形象和那些长着老鼠胡须咆哮的官员可怕地混在了一起。还有快要腐烂了的老旧记录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疮点点的吸墨纸下的贿赂，用敏捷冰凉的带垫脚爪搔弄潮湿颈部的肥苍蝇，你的六张新洗出来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于斯鲁茨克、斯塔罗杜布或博布鲁斯克(7) 等地的申请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礼貌，像宗教异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轮。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男人，被告知护照找不着了，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现在我承认，有天晚上，经过特别可怕的一天后，我跌坐在一条石凳上，哭着诅咒这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掌握在这些领事和办事员阴冷的手里，任由他们摆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于是我告诉她，假如她没有跑去干她干过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烦也没什么关系。

“你会以为我疯了，”她激动地说起来，刹那间她几乎像个真实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也许我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也许我那么做是想考验你。也许这凳子是个梦，我们现在是在萨拉托夫(8) ，要么是在某颗星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