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第4/6页）

我要了两个球，覆盆子味，拿在手里，朝父亲走去。

“快走开！”他嚷嚷道。

“我不能站在你旁边吗？”

“别靠近我。”

“我可是你儿子。”

“你拿着冰激凌呢，我不要你靠近我。”

“冰激凌又不会爆炸。”

父亲听了并没有笑。

我觉得他在装样子，便走了过去。没想到他飞快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就不想尝一尝？”

“除非我死了！”

“好吧，”我说，“那我就在这儿吃。”我坐到了一面矮墙上，把塑料小勺塞进了嘴里。那天晚上挺暖和的，有的人家开着窗，孩子们在小巷子里跑来跑去。冰激凌很甜很爽口。有人说覆盆子和草莓是由只穿着内裤的女人采摘下来的，而我却从来没在炎炎烈日下看见她们弯着腰劳作的样子。也许这就只是冰激凌界的一个故事，不过相信的人吃起来会更香甜。

最后一口冰激凌在我的舌头上融化了，我试图延长享受的时间。父亲背对着我和冰激凌店，盯着柏油马路，仿佛看着一道深渊。

我坐进车里，本想伸手搂住他，也不是特别夸张，就只是搂一会儿，抱一抱。父亲吓了一跳，差点没撞到车顶上。

“你干吗？”他大叫，“快把那黏乎乎的手指拿开！”

碾磨机器停止了转动，父亲用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抹去了爱心上的铁屑。

“马上吃饭了。”我尽量放低音量。

“还有几分钟呢，”父亲说，“看，多漂亮。”

我走了过去，看着那颗用铁做成的爱心。

“一定得四公斤重，差一点都不行。”父亲说，“这是最难的。结果还是有了十五克偏差，不过那无所谓。”

他把其他的爱心也拿给我看，它们各不相同。“这个是最大的，”父亲说这话时，仿佛成了一个雕塑家，“不过不是很厚。”

我拿起了另一颗爱心，比起先前那个短一点，厚一点。

“不错吧？”父亲说，“我要做出整整一个系列来，总共十个。”

父亲先前的愁绪消失了，阴影全都散去。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又成了那个曾经在卡拉佐的工作室里做螺母和螺栓的男孩。

“我还要做一个拴着铁链的，没准贝蒂能丢出个世界冠军来呢。”

我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变成真的。

“也许她还能破了自己的纪录呢。”

“我们上去吧？”

“那神奇的八十米！真是叫人不可思议的距离。”

我看着钻柱，从前觉得它们好大，现在就只比我高个几厘米。我和卢卡绝对不可以碰它们，只能打开冰激凌机器，往里面填配料。

“你看过她的照片吗？”父亲问。

我点了点头，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她的照片。那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红发女人，我完全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就看上了她。当父亲拿起那颗最小的爱心，捧在手心里，对着它小声地甜言蜜语时，我的记忆突然回到了二十年前，两个画面交融在一起。

原来那只会唱歌的鸟儿变成了如今的链球运动员。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个围坐在餐桌前，转动着叉子。过一会儿，盘子都空了，纸巾上沾满了番茄酱时，我们就得开口说话打破这沉寂。不过时机还未成熟，我们不停地嚼，往肚子里咽，还时不时喝两口红酒。我时而看着母亲的眼睛，长长的眉毛下灰色的双眸，还有脸上的皱纹。有一次我看见父母彼此对视。

是那张空椅子的原因，那是古斯配的椅子。两个月前，他开始周游世界，穿过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告诉家里他安全抵达的消息。是卢卡接的电话，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天气很热，店里很忙，店外面坐满了人，顾客们一个接一个挤到柜台前。电话响了十次，卢卡才拿起了听筒。

“威尼斯冰激凌店，”卢卡说，“我是卢卡。”从声音就可以听出他心情不好。不过只要有人在大夏天给他打电话，他都是这副德行。

电话里发出沙沙声，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轻轻地嘀嗒起来。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的声音才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是我。”

那时墨西哥城还是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凉爽，不过天空里飘满了烟尘。我去过那个机场，是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总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参加米却肯诗歌节，第二次是一场在科利马举行的新生代诗歌节。出租车停靠的地方有电话亭，我还记得一个穿着紧身裙的年轻女人打电话的情景。她举起一只胳膊，撑在电话亭上，戴着一副全黑的太阳镜。也许在机场巨大的候机厅里也有电话，也许古斯配是从那里拨通了鹿特丹的电话。这一切卢卡都不知道，也不记得听到的是汽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还是出发大厅里嘈杂的声音：上百种声音交杂，有小孩的吵闹声，也有推小车和急匆匆地拉行李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