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第2/6页）

“格雷霍利一家人住在那儿，不对，还是巴提思度兹呢？”

我不知道，那些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却记得百叶窗的颜色和种在阳台上花盆里的花儿，是红色的天竺葵。

他们都离开了，全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在荷兰或者德国开了冰激凌店的冰激凌商人几乎一整年都待在那里。有些店冬天也开门，卖咖啡、面包和热汤。

“艾利欧·托斯卡尼住在那里，”当车子开进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皮特罗·索拉威亚住在那儿。”我朝那些房子望去，百叶窗开着，窗帘也拉开了，有人在家，行动非常缓慢。那些寡妇的年纪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的孩子在德温特、格罗宁根、汉堡，又或是曼海姆。白天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响起来。

“帝托·德拉斯塔也走了。”

那个高个子、整天乐呵呵的帝托，是他教会了我滑雪，我和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他的冰激凌店很棒，”父亲说，“就是老婆难缠了点。”

我们经过帝托家门前，只见阳台上晾着衣服，有白色的内裤、袜子，还有抹布。维纳斯的女人比男人长寿，在整个卡多雷地区都一样。男人们劳碌了一辈子，把身子都累坏了。退休那会儿早已精疲力尽。

“法斯图·奥利弗没能熬过冬天，上个星期走了，坟上还摆着花呢。”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

“去了，我不会错过一场葬礼，这也是大伙儿的期望。人到了这个年纪也就没有理由不到场了，因为你整天没事做呀。”

路虎开进了一条陡峭的街道，我们家就在那条街上，车子飞快地往上开。

父亲笑了笑，说：“这简直就要变成一个消磨时间的爱好了，冰激凌商人就快灭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大树越长越茂盛，已经没人为了煮饭或是取暖去砍树了，一座座冰冷的空房子的墙上布满了裂缝。

母亲在厨房里，拥抱了我，我感觉到她的骨头，她瘦了。“太阳出来了，”松开彼此后，她说，“不过不太暖和。”就在她谈论贝鲁诺省和鹿特丹的天气预报时，父亲偷偷溜进了走廊，走向地下室，工具藏宝室就在那里。

“他还在雕刻爱心吗？”我问母亲。

“已经刻三个了。”

“他是打算把它们都寄出去吗？”

“不知道，只要别拿着它们晃来晃去就好。”

母亲拿起木勺，在炉子上的锅子里搅了搅。锅子里是用西红柿、培根、洋葱和西葫芦做的酱料，一会儿用来拌意大利面吃的。桌子已经铺好了。

我看着摆在橱里的照片，是我和卢卡的黑白照，是在批围的阿尔弗雷多照相馆里照的，离画家提香出生的地方不远。提香在批围生活了十二年，接着便去威尼斯跟卓凡尼·贝里尼学画画，专画神像。当时人们都觉得我们的脸肥嘟嘟的，两兄弟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发线清晰。为了拍照我们还特意去了理发店。我仍然记得相机的闪光灯和摄影师给我们的糖果，却不记得一路上我和卢卡有没有牵着彼此的手。这是唯一一张有着白色波浪边的照片，其他照片距离现在就没那么久远了，大多数都是彩色的。其中一张是一家人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照片不太清晰，有些褪色了。得仔细看才能认出哪个是卢卡，哪个是我。

还有卢卡一家的照片。索菲亚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个额头上布满褶皱的宝宝。宝宝传承了爷爷和太爷爷的名字，也叫古斯配。那双深色的眼睛也跟爷爷和太爷爷一样，头发遗传了索菲亚，是金色的。但凡有人看见了，他们都会伸手去摸摸那头无比柔软的金发。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跟妈妈一样，舌头也很长。有一张照片上，母子俩同时用舌头去碰鼻尖，不过那张照片没有摆在橱里。古斯配头发的颜色明显越来越深。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他十七岁，留着半长的、几乎成了黑色的头发。“这发型实在太糟糕了，”卢卡说，“和冰激凌商人的身份一点都不配。既危险，又不卫生。”

母亲尝了尝酱料，又加了一点盐。她仍然弓着背，几年没碰过挖冰激凌的勺子了，却还保持着当年挖冰激凌的姿势。

“去叫爸爸，”她说，“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叫他上来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还不止十分钟呢，要他说，最好能整天待在下面。”

我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父亲的地下室。

他在碾磨，所以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白金色的火花四溅，地上铺满了木屑和发光的铁屑。我不想吓着他，于是在最下面的那级阶梯上坐了下来，就这样看着那个曾经想成为发明家的冰激凌商人。八年前父亲退休了，离开了鹿特丹。“不然就该伤痕累累了。”他是这么跟母亲说的。五十七个夏天，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