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9/14页）

“是啊，像只柴禾鸡。”我说了句，逗得彼德也乐了。

“行了，您别在这儿咋呼了，”彼德说，“把您看病的病历拿给我们看看。”

“病历在医院呢，怎么会在我手里？你们要是不赔偿我的损失，我就天天来，什么时候我拿到钱咱们才算完。”

我们听了都气得不行。费兰指着他的鼻子说：“真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白莎也说：“一万块钱买一只苍蝇，亏你想得出来。你的命都不值一万块钱。”

苏珊娜的一个学生把这个人的要求翻译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听，我们的洋老板脸都吓白了。他凑近了那家伙，脸上挤出微笑说：“先生，如果您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愿意考虑您的要求。”

那个学生把这话翻译过去，那人脸上浮起一丝坏笑。我们对夏皮洛先生非常恼火，他又在这里充当好心的菩萨。你如果遇到像这样的恶人，根本就不能那么客气。我们洋老板这套虚伪只能给这个浑蛋长脸。

“来了，来了。”满友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把水放在柜台上，对那个人说，“我要给你这只苍蝇洗个热水澡，看看它是不是从我们店里飞出去的。”他用筷子夹起苍蝇丢到碗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几秒钟过后，满友对大家说：“这只苍蝇不是炸鸡里的。你们看，水面上根本没有油。你们都知道我们卖的是炸鸡。”

几个围观的顾客开始哄笑起来，但是那家伙并不买账。他把苍蝇捞出来，又用纸团包好，说：“我不跟你们废话，咱们法院上见。你们不赔钱咱们没完。”

京林干笑了两声对他说：“大叔，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走，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事唠清楚，行不？咱们犯不着当着这么多人谈条件啊。”

那家伙愣住了，眨巴着圆眼睛。京林用粗壮的胳膊钩住了他的脖子，冲我眨眨眼。这个骗子几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

我跟着他们走出店门。外面冷飕飕的，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汽车的喇叭响成了一片。大街的北头有几只霓虹灯在闪亮。我们挟着那人走了大约五十步远，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我们停住脚，京林又干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烂牙齿。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说：“我现在赔偿你的损失。你可以自己挑。”

“你拿我打哈哈是咋地，我要的是一万块！”

“那你就他妈的尝尝刀子吧。”

那人并没有被一把水果刀吓住。他咧开嘴笑笑说：“兄弟，你咋帮着美国鬼子呢？”

“牛仔炸鸡店可是我们的饭碗，砸了它我们上哪儿吃饭去？”我回答。

京林说：“你是他妈的中国人的败类！快着，是死是活由你挑。”

看那家伙还是不动弹，京林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打啥主意。你寻思着我用这么小的玩意儿捅不了你，对吧？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孙子在第二小学念书，我能找着他，用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鸡巴。你们家可就绝户了。老子说到做到，绝不含煳。来吧，挑一样。”

这个老骗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样愣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脸这时候绷得像块石头。老骗子手颤抖着，抓起了钱，嘟囔了一句“汉奸”，然后转身快步走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人群里。

我们俩一路笑着朝店里走回去。马路对面，三个衣衫不整的俄罗斯乞丐在街边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这些外国音乐家不像中国要饭的那样装出可怜相纠缠行人，而是不言不语地在地上放一个卷边平顶的毡帽来收钱。看他们演奏的专注神情，好像并不在乎你给不给钱。

我们没有向洋老板汇报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那家伙很满意我们给了他十元钱，再也不会来了。苏珊娜和她的学生们听了鼓起掌来。彼德当时就拿出十元钱给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来。

“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彼德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老板问。

“我有这个。”彼德从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夹出那个骗子的收据。

所有人都笑起来。实际上那人即使有收据也绝对不敢再来了。他并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个兄弟。他们都是江边码头上的装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橇棍。所以京林才能轻易打发了那人，而不用像我们那样担心遭到报复。

后来我们跟彼德说了我们在小胡同里那一幕。他微笑着说绝不会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个字。

炸鸡店的生意稳步增长，彼德在当地似乎也成了个有权势的人物。这几个月他一直忙着在乡下给自己盖房子。我们整不明白他为啥要把家安在离城里有十几里地的郊外。他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定很费油钱。我和白莎、费兰、满友、京林几个人约好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们哼着电影插曲，说着笑话，在松花江宽敞的大堤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堤下的柳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蹿。远处的码头上，一队装卸工人喊著号子，从一条驳船上卸木材。他们的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震荡着活力。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变得狭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几个钓鱼的孩子躺在江边的沙滩上，周围埋插着一些短粗的竹竿，连着抛在江心的渔线。如果有鱼咬钩，竹竿顶上的小铜铃铛就会响起来。江对岸，四五个风车像扯满了风的船帆在转动。风帆上空，灰云懒懒地浮动，像是一群蠢动的乌龟。